本报记者魏微 王胜忠北京报道

　　10月17日，雨幕笼罩之下的苏州。

　　没有了如织的游人，复归了宁静的江南水乡又透出了原有的清雅和别致。但这并没有勾起那些整日忙碌的基金公司老总们多少兴致。尽管这仍是他们之间惯常的，以往更像是联 络彼此感情、务虚的一次聚会。

　　让他们得以全神贯注的，还是这次会议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监管部门有望很快开口，允许基金公司从事委托资产管理业务。

　　所有基金公司的老总“倾巢出动”。除了已经运作的20家基金公司总经理之外，还包括刚刚获准筹建的新世纪、国安等5家甚至数十家仍处于筹备状态的基金公司负责人。“这样的状况是以前不曾遇到的。”参会的某基金公司总经理告诉记者，“这样的会议过去更多只是已经运作基金公司的‘俱乐部’”。

　　“热烈”——事后，经历过无数次会议“打拼”，全国人大财经委《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主要负责人王连洲还是用了这两个字对本报记者描述当时的气氛。资产管理权的“蛋糕”

　　苏州会议，实际上只是基金公司间的第二十四次联席会议。

　　有所不同的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和法工委、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保监会等与基金业相关的部委机关都派员参加。尤其是证监会，除基金监管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祁斌外，新近提拔的主席助理桂敏杰也参加了会议。

　　让基金公司兴奋的，正是他们带来的《关于基金公司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办法》(征求意见稿)。而此前的很长时间里，这方面只有传言。

　　“以往这样的会议都是定期举办，主要是基金公司间进行业务探讨和交流。”上海一家基金公司总经理告诉记者，“一般都采用轮流坐庄的方式。”这次，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成为东道主。

　　“这次会议有两个议题。”与会人员向记者透露说。“对《投资基金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基金公司也展开了讨论；但重点最后集中到了证监会基金监管部拿出的《关于基金公司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办法》(征求意见稿)上。”另一位基金公司老总并不讳言他们更看重后者。

　　目前在赋予基金公司委托资产管理权上，证监会表达的态度很明显，“现在主要是担心风险控制的问题”，这位老总介绍说，尤其是基金公司在管理的公募基金和管理的委托资产之间能不能建立防火墙，避免基金公司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问题。

　　“其实，这样的顾虑是多余的。”他分析，即使基金公司开展委托理财业务，但能够获得的资金总量是基本固定的。公募基金的业绩差了，形象也就差了，甚至免不了要遭到赎回，份额会减少；同样，委托理财的赢利能力不行，其规模也会缩小。

　　“苏州会议上，另一个焦点是委托理财业务如何运作。”熟悉会议情况的人士介绍。比较明确的是，基金不能像券商那样保证保底收益；而在费用提取上也不能完全像公募基金依靠资产规模提取管理费，很有可能是依据业绩来提取报酬。“如何消除委托理财业务与公募基金之间比如销售、管理上等的冲突也是证监会考虑的一个方面。”

　　据记者了解，目前，各家基金公司已开始将这一征求意见稿的意见陆续反馈给证监会。按惯例，在没有比较大的障碍下，“证监会起草这样的征求意见稿后，在经过讨论和修改之后，正式的规定很快就可以出台并进入实施。”一位了解证监会工作程序的人士介绍说。

　　“委托资产管理权的准入，对基金公司诱惑力当然很大”，作为国泰金鹰增长基金经理，张以杰毫不掩饰他的渴盼，“这意味着很大一块蛋糕，怎能不让人食欲大振？这样的话，社保基金、机构投资者如保险公司的资金等等，都可以被基金公司得到。”抢噬券商

　　即使是在证券市场环境较好的情况下，经纪和投行业务给券商带来的利润也是比较有限的。所谓券商暴利的说法，则完全来自于资产管理业务上通过资金优势获得的超额利润。但自营资金受制于券商自营资金应不超过其净资产的25%的规定，一般而言，“委托理财的总量比自营要多几倍，有的高达十多倍。”券商委托理财资金的小部分来源于上市公司，更多的来源于大型企业集团、事业单位、甚至如信用社、社保基金。

　　而去年开始的大跌，在委托理财上的亏损重创了券商。国泰君安的研究员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券商在投资理念(以前主要是坐庄)和操作(承担高额的保底收益)上“犯了错误”。但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已表明，资产管理业务在券商业务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其收入和利润构成了大型投资银行的主要来源。

　　“券商仍会从头再来。”他分析说，只不过需要调整其理念和操作方法，尤其在券商目前根本无法找到新的盈利模式之前，资产管理业务能否开展起来显得更为重要。

　　这样的看法在过去是可行的。毕竟委托理财业务仍被那些注册资本金只能由注册资本金在5亿元以上、净资本不低于2亿元的综合类券商所垄断。

　　“但如果证监会出台了基金公司可以从事资产管理的正式规定，那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位参会的基金公司总经理兴奋地告诉记者。

　　“基金公司要从券商碗里抢饭吃了！”业内人士这样戏称即将到来的变化。“长期从事资产管理的经验、灵活性、参与管理性和服务个性化这些方面，券商还是有优势的。”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部许彤并不认为基金公司的介入会对券商构成威胁。

　　这并没有得到研究基金人士的认同。一位西南证券研究员认为，“基金公司还是有其独特的优势。在操作透明度上要好过券商。而且它的人才优势、配售制度、公众信誉甚至业绩等，都还有亮点可言。”“从基金业务到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上的转换也应该是非常容易的。”

　　去年颁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就传达出了社保基金理事会对基金公司的信任这样的信息，明确了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成为社保基金资产的投资管理人。

　　“在目前情况下，资产管理上的规模就是那样大，基金的介入必然会对券商业务的开展带来冲击”，这位研究人员肯定地表示，尤其是争抢像社保基金、大型国企那样的客户。

　　而基金公司的股东绝大部分都是证券公司，因此，它们在资产管理业务上的同台竞争就显得别有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举措出台，“甚至会放慢证券公司摆脱困境、走向复苏的步伐。”对于证券公司的前景，他感到十分的担心。基金公司的“稻草”

　　“基金公司作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机构，理所当然应该搞委托理财的业务。且不说它本身所从事的业务与委托理财就没有太大区别。”在全国人大财经委王连洲看来，基金公司从事委托理财业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华夏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一个特例已经开展了此项业务。今年初，华夏代管了社保基金理事会作为战略投资者申购的3亿股中石化股票。而其他的基金公司，如嘉实等一些基金公司已经成立了机构资产管理部在为业务的开展进行准备。

　　近在眼前的是社保资金。有关人士透露，目前社保理事会准备将200多亿的资金交由基金公司打理。一旦有这样的规定，基金公司接受其委托的资产更会顺理成章，尤其可委托资金高达800亿左右。

　　实际上，在目前情况下，能否很快地获得这一准入权对基金公司也很重要。尽管截至目前，运作的基金数量已达62只，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了1200亿元。但封闭式基金的发行潜力已近枯竭，而开放式基金也远不如当初那样热络。

　　“当时证监会授权券商做委托理财，是因为券商的日子不好过；而之所以没有赋予基金公司同样的权力，是因为它还是新生事物，日子比较好过。当年券商的境遇如今被基金公司重演。”尽快让基金公司能够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熟知证券市场历史的王连洲认为这是当务之急。毕竟，基金公司一直被管理层视作是重要的机构投资者“重点和超常规扶植”。

　　“能不能给予基金这项业务，不只是证监会的事情，还牵涉到其他管理部门的权限和职责的划分。”一位基金公司老总感慨地说“一切都不是那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