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记者袁方

　　前段时间，因为李嘉诚的“我对长科有信心”，“李氏概念股”—长江生命科技集团在香港股市大出风头。虽然有种种数据说明投资“长科”的风险以及“长科”所面临的是非，但“李嘉诚”三个字却依然能让“长科”逆风飞扬。同时，“长科神话”也让梁伯韬喘了一口大气—这是梁上任所罗门美邦一年来的第一笔买卖。

　　时间紧迫

　　作为美资大行，所罗门美邦是一个骄傲的代名词，它是仅次于高盛的美国第二大投行，在2001年7月份的《华尔街日报》举办的“华尔街最佳分析员”评选中，所罗门美邦取代美林，成为获得奖项最多的投资银行，得到39项奖励。

　　然而，在中国内地，所罗门美邦是失败的，而启用梁伯韬、每年付给他800万美元薪水，就是为了战胜失败。去年7月1日梁伯韬临危受命，带领所罗门美邦进入内地市场。但从现在来看，梁伯韬能否战胜失败是一个很大的悬数，从去年7月1日到现在已经过去15个月，他的惟一成就还是他的“老托”李嘉诚的一托，而且这还是在香港。

　　梁伯韬上任前，他的顶头上司所罗门美邦亚洲首席执行官米沃斯的要求是“至少在12～24个月内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中国的状况及地位有了物质上的进步”，米沃斯的谈话表明，所罗门美邦给予梁的时间是两年。

　　而现在，梁伯韬已经用完了15个月，而在中国内地，他依然没有丝毫进展。

　　目标

　　梁伯韬上任之始，曾经给自己在小范围内规划出几个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电信和中国银行。现在，中国银行上市遥遥无期，而中国电信上市的承销商则是中金、摩根和美林。之前，梁及他的团队曾用尽心机，想将美林换下，但是目前是没有可能了。梁上任之初，对于中国电信的期望是非常的大，如果翻开梁伯韬去年上任时在媒体的谈话记录，可以看到，“中国电信”几乎是他挂在嘴上的项目。

　　中国电信的落空，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梁伯韬。梁从先前的一星期飞一趟北京改成了数个月飞一趟。

　　所罗门美邦当初请梁是因为看上了梁头上的“红筹之父”这顶帽子，而这顶帽子红色的得来主要是因为中国内地。梁伯韬自然明白这一点，在他的就职合同上恐怕就有此类很明白的说明，而他今年却压缩了他的内地行程，这种行程的改变，也只能是两种可能：一是自身力量不够，无法探究内地市场；再就是他的一个策略，而这个策略无非是暗渡陈仓，减少外界对他的压力，从而得到一鸣惊人的效果。

　　关系

　　梁伯韬对于内地态度上的变化明显在淡化他最初上任的锋芒，想当初，梁伯韬刚刚避开“百富勤事件”的一劫，就进入全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花旗的门下，梁伯韬自然有点狂妄，他在上任的前几天第一次以花旗门生的身份在北京现身时，刻意系了一条红领带，那种红与他未来老板花旗董事长维尔钟情的红雨伞的颜色有着同样的炫目。而在那些日子里，梁的出镜率极其高，在某财经杂志的封面照片上，梁昂着头，双目向上，一副思想者的严肃。

　　在那次专访中，梁伯韬说：“以我个人的关系网，加上花旗的平台，再建起一支队伍，可以产生synergy(合力)。”对于梁伯韬着重提到的“个人关系网”，实际上是梁伯韬进入花旗的主要原因，也是当初猎头公司向花旗所着重提起的。华尔街有句名言：投资银行是一个做人(关系)的行当。所罗门美邦想要的就是梁的红色关系。

　　然而，出生于香港平民家庭的梁伯韬在中国内地到底有多深的关系网，这一点外人不得而知。曾贴近梁伯韬的一个投行人士说：“要说梁伯韬是一个勤奋的人，大家都有目共睹，但是要说梁在内地有多大的关系，我不敢认同，我个人认为他没什么关系，他不是那种会搞关系的人。”百富勤的几个老员工也是这种认识。所有见过梁伯韬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是一个不擅交际的人。某财经杂志对他有这么几句描述，“与他的老搭档杜辉廉相比，梁伯韬很少参加舞会，业余时间往往与家人在一起。”而熟悉中国内地交际规则的人都知道，梁的“风格”不一定适合中国内地交际圈。所以在后来，知情者就说，当梁伯韬走出巴黎百富勤时，他明显不如当年之勇，因为随着内地人事的更迭，他在中国内地的关系网也随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突围的难度

　　梁伯韬当年的机遇在于很好把握了当时内地资本市场的幼稚，同时也成就了他的“红筹之父”，在当时，这个“红筹之父”给予梁太多的帮助。而现在，他当年的一系列运作看来是问题迭出，比如说“打包上市”所造成的管理问题都给他留下了“后遗症”。在今天，梁伯韬不喜欢别人再对他讲什么“红筹之父”，因为这个名衔实际上给予他的更多是一种负担。

　　梁伯韬进入花旗后不久，任克英跟进，成为梁的助手，承担起中国队队长的角色。出身于内地又有很好背景的任克英的加入，对梁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但是，事情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好，任克英的背景也是老背景，她在中国内地的工作也面临着艰难。中国电信在她眼前有些模糊，而这曾经被她和梁伯韬看作翻身的一战。虽然现在她又盯上了又一个足以让所罗门美邦翻身的机会—国家电力，但是知情者都明白，这并不容易。

　　而梁伯韬能做的，就是立足香港，向任克英行“注目礼”，看着任克英在前方艰难地厮杀。为什么一个捕食者从奔跑进化到了行走？这是一句名言，对于梁伯韬来说，是很适合的。

　　花旗的问题

　　要说花旗在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应是一个态度问题。去年记者在花旗纽约总部采访时，见到了包括维尔在内的花旗时任的所有高层，无论是维尔，还是鲁宾，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都称花旗是何等地重视中国市场。维尔并一再强调“中国是花旗最大的海外新兴市场”。

　　但是，花旗对于中国所做的仅仅是一个口号罢了，花旗董事长维尔可能太忙了，他拿不出太多时间去经营中国业务，而他的部下在中国的布局也存在着众多问题。花旗银行、旅行者保险、所罗门美邦三足鼎立，又各施其事，并争功夺利，相互排挤，内耗不仅使得管理成本加大，也使协同作战变成一句空话。花旗集团旅行者保险在中国远远落后于其它保险公司、迟迟拿不到牌照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说明，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这一现象应该是耻辱性的。

　　梁伯韬的处境可以让人想像出他的压力。梁伯韬走马上任的官衔是所罗门美邦亚洲区董事长，如果从这个职称的本意去理解，梁伯韬应该是花旗的一个权威人物。但是，实际并不如此，首先明确规定这个职权不包括日本，然后主要是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华人集中的地方”。如果这样理解，那么梁伯韬就是一个大中华区首代，那么为什么会叫做亚洲区的董事长呢？后来有理解说这个名头比较响，便于开展工作。并且从花旗内部传出这个名头也是梁伯韬本人要来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亚洲董事长，梁伯韬是要向亚洲首席执行官米沃斯汇报的。而梁的中国队队长任克英也是越过梁伯韬直接向山杰夫(主要负责亚洲投行事务)汇报，而任克英的官衔是亚洲区副董事长。这可能是只有花旗才能想出来的管理模式。

　　由此来看，梁与花旗的关系不明自了，花旗对于梁伯韬，开出的只是一个虚招。但是如果有一天，梁没有什么关系可让花旗利用，以花旗老大维尔的手腕，梁自然不太好过。庞大的花旗200年来没有中断过争权夺利的内讧，这种带着强烈官僚色彩的运作机制，对于梁伯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从百富勤到花旗，梁伯韬迫切需要一个施展的机会，但花旗并没有真正为他起到一个好的平台的作用。花旗却是希望梁伯韬为其翻身的，梁伯韬也想为花旗翻身，这些似乎都太难。

　　新浪编辑注：所罗门美邦在全球可谓大名鼎鼎，母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花旗集团，花旗集团在1998年10月由旅行者集团和花旗集团合并而成，资产额近1兆美元。所罗门美邦历经三次组合而成，1997年以经营工业债券经纪为主的所罗门兄弟和旅行者集团下属的以经营股票经纪为主的美邦合并为所罗门美邦，旅行者集团收购花旗集团后，花旗银行的投行业务被划拨到所罗门美邦。(资料来源于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