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要彻底改善企业的经营实质亏损的现状，就不仅是经济信用环境问题，其实也是韩愈所提出的“争臣”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需要很强的激励机制，才能抵销市场利益的诱惑。

　　特约撰稿　缥缈

　　本周大盘维持最低迷的震荡格局，在上综指1600点反复拉锯，两市目前日成交大约55-60亿了。量能极度萎缩。多空双方均表现为无心走盘的态势，消息热络，市场沉闷；个股表现，乏善可陈。一般时候，两市涨幅超过1%的家数股票也非常之少，沉闷的市场氛围着实难以集聚市场人气。

　　据统计，目前，80%的个股，自624高点，均有了20%以上的回调。大盘缺口也只有上证还有10点的回补空间，其它均已经补好了。　国庆将至，市场低迷，热点杂乱，可操作性差。这不利于假日氛围，所以，本周居然讨论了一通社保基金的入市，实际上，入不入、怎么入，还完全不一定，但却已经开始招募操作者了！依我看，窝头也可以招募咸菜，还是把上证缺口补补好，这才是正经事。

　　节后联通A上市是考验，再加外围市场(如香港)不好，希望大家还要谨慎，没必要重仓。

　　但从本周看，节前大盘继续探底，向下的空间已经打开，但节后会否伴随明年的行情，大肆打压(！)呢？有这个可能。那时，市场将呈现无量向下，估计会持续到年未，大约只是11月间，有两周左右的小型反弹，伴随瞬间放量，总之，近期可能没有好的进出机会。

　　一般，筑底后期格局往往不是表现为缩量的，而是必须砸出一个底，砸出一点儿量，以此来探明支撑。

　　通过对大盘周K线的分析，1580点正在“6.24”以后调整走势的支撑趋势线上，该点位目前在经历着市场的考验，预计短期仍将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国庆长假后，一周以上，大盘才有可能以1550点为中轴进行方向性的突破，而节后上海航空、中国联通等大盘股的开盘交易，将诱发这个变盘，市场会在扩容压力下“寻找”自身的平衡点。

　　寻找平衡点之后，并不算完，还要找别的点。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市场甚至政治等因素。

　　我们认为，始于去年2245点以来的下跌，是中国证券市场在与过去告别，是一次阵痛，它带来的是投资理念、监管思路、操作手法、羸利模式的演变。也正因此，市场的谨慎操作，也是正常的。

　　同时，管理层为了让中国证券市场融合到国际市场中去，也会逐步加强证券市场制度建设，利多，利空，都会经常有，也会经常对市场产生上下的震荡。但是有一点，我们的管理层对于市场的谨慎，也是非常明显的，今年以来，多次在1500点区域出台政策，也表明了向下的空间，其实可以调控。

　　因此，我认为节后至年尾行情的轮廓是：在较长的时间内，上证综指会在1339点-1600点次级箱体之间进行来回震荡，阶段性时间内震荡的箱体可能稍小；调整行情中，个股机会并非不存在，而是比较难把握，对较大资金，尤其如此。此时尤其要关注消息面，特别是下一时期的热点。操作上有利既走，任何个股都不具备直线上拉的条件。

　　对于市场，还是波段操作较好。过分乐观和过分悲观，都不可取。本周，深圳“老绩差”行情继续，上海小盘本地股也较强，各有表现，量虽不大，振幅已有可观。

　　另外，由于北韩的“改革开放”，也建议大家多关注丹东、营口、吉林板块各股。

　　所以本周股市论语，我们继续“寻找亏损模式”，并且寻找应对的模式。

　　事实上，在前期，我们已经离目标较为接近、甚至是已经达到目标了。孔夫子说过：“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所以有些最后的研究结果，我们不会说得特别肯定，其中所有微妙，还希望大家能自己从其它材料当中，认真地体会。

　　前期，正如我们说过，国内的企业，最大的亏损模式是“所有者缺位”，由此，国企的管理阶层是有相当大的道德风险问题的。

　　但是如何解决呢？

　　对此，在去年央视“寻找令人尊敬的上市公司”一文中，我们已经有过非常清晰的分析(详见本栏《寻找更加浩瀚的大海》一文)。如今一年过去，寻找令人尊敬的上市公司活动的发起人，普华永道自己，也是丑闻与官司不断，这就说明，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时候，你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信得过的企业，对于什么是诚信，普华永道也不真懂。

　　所以，除了“所有者缺位”之外，不明不白、人云亦云，大概也能属于我们的“企业亏损模式”之一。

　　更可怕的现象是，很长时间之内，其实只要你不去碰这个“所有者缺位”的本质问题，我们的国企，根本就不在乎你说什么，他们什么“亏损”都敢承认，不管别人说得对，还是不对。

　　于是有些聪明人，其中也包括普华永道，就非常爱钻这个空子，出版了大量垃圾级“企业理论”。

　　甚至有一个时期，在方方面面，你也谈国企如何扭亏，我也谈国企如何扭亏，不管是窝窝头，还是咸菜头，好象人人都能让国企扭亏似的。

　　其实在我们看来，恰恰因为他们谈的那些东西根本与国企的实质亏损完全不着边，也根本不知道国企究竟是如何亏损的，所以才能让他“谈”，反而是真正知道的人，基本上是没有机会来谈这个问题的，这真是一种极大的荒唐。 　

　　所以，当时我就坚持，所谓令人尊敬的上市公司，根本就没有标志。而理论上，“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应该是令人尊敬的上市公司”，不论表面上看起来如何，其实质差踞，并不是很大。

　　如果非要指定某某类型的企业，是“令人尊敬的上市公司”，确实有起哄和炒作的嫌疑。

　　那么，以我们国家最传统的文化来看待这种现象，我们如何来解决并且分析我国的企业的“所有者缺位”这一最大的亏损模式的问题呢？

　　在这里，我向大家推荐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真学问，大学问。有了这个学问，就可以基本解决“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也可以大量识别好的企业，以及好的企业家，找到那些令人可以信赖的企业管理人才。

　　这个办法，可以说是久经考验的，但是在本文之前，提到这个办法的人，并不是很多，而且几乎没有。

　　我们知道，所谓上市公司的“上市”，是企业取得比银行贷款更没有约束的资金的途径之一，所以上市简称为“圈钱”，这是当代企业来钱最露骨、最弱智的手段之一。

　　一个企业，穷得银行也不敢给它贷款了，也可以把它“做上市”，而不管这个企业将把何种产品或者概念推上市、以及它如何回报自己的投资者。

　　所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令人尊敬的上市公司”。那么，亏损几乎是大多数上市公司、这不仅是“所有者缺位的公司”的必然结果。而股市天生就有风险，就有这个让你“放心亏损”的成本在内，你要真不会亏损，那也实在是辜负了这个市场了。

　　所以，对于“所有者缺位”，我们就应该实际一点，看一看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中国传统的治国方略中，是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的，而这也是儒学的最重要的宪政思想之一。前期我们也说过，孔明曾经实行了一部分，但是并不彻底，时间又过了近千年，这时出了一篇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儒学名作，这就是韩愈的《争臣论》。

　　《争臣论》是一篇从当时的政治出发、有的放矢的重要论文，其中，评论的人是真人，事也是真事。韩愈本人直言不讳地发表了意见，表现了敢于面对现实、并且评论当时对于“所有者缺位”所形成的民风不振、朝政不清、税收下降、官员腐败等政治现状的进行政治建议。

　　在后人看来，《争臣论》所批评的谏议大夫阳城，后来变化巨大，最重要的是，《争臣论》所提出的中心政治思想是要求政治家首先要忠于职守，这些原则，较之于西方的现在民主政治，要更早地用于社会实践，今天也还可以适用。

　　在权利的论述上，《争臣论》与西方的权利论有相当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于，其中关于名位的概念，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儒学认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社会的责任是不同的，这与古代罗马的政治民主，有较多的差异。但是我们也知道，政治本来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所以儒学的思想与观点，更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对于“所有者缺位”这种真实的社会现象，儒家的“名位”观念，真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宝库。

　　韩愈很好地继承了儒学的名位观念。他认为，有四种人，是社会的危害。一是不称职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二是不能说实话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三是不能忘我地工作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四是为了利禄而工作官员，不得予以升迁！前三种人要坚决驱除出官场，后一种人要彻底抑制其仕途上的发展。

　　韩愈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故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孔席不暇暖(孔子为官时不敢长时间地坐在屋子里)、而墨突不得黔(墨子为官时，家里的烟囱从来没有烧黑过)。”

　　事实上，韩愈的《争臣论》今天也不过时，这几句话，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知道，既然大禹、孔子、墨子，为了国家都不敢不尽心竭力，今天我们只是为企业，那有什么理由不为企业也尽心竭力呢？关键是没有这个名位。

　　在前文中，我们说过，如果要求我们的企业家，个个都　是诸葛亮，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们仅仅要求企业家能做到“可以去职”，经常换、常常换，干不好就换，这应该不很难吧！

　　其实在我们的企业之中，这种不能退出的人事问题，这种不给实干家“名位”的结构问题，是一切亏损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所以多年以来，当全世界在发展，而我们是在扭亏，扭来扭去；今年转羸、明年转亏。

　　而我们扭亏，又不谈企业是如何形成、怎么形成的亏损，只是找了一大难不相干的“外部”原因，就是不找用人和体制上的原因。这种现象，看看我们的中报，就可以知道已经何等地严重了。

　　不客气地说，现实中，我们大多数的“企业家”，其实什么都不是，有他们与没他们，差别不是很大。这些人，有很多是行政任命的，或者是“裤头连三家”的裙带官，根本没有什么专业的经营能力，自视还很高，脾气也很大。这方面的事例，已经举不胜举。

　　而那些恰恰是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实践中产生的实干家，往往不能参与企业经营，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多的亏损。但是多年以来，这个问题你也不能涉及，我也不能涉及。其实今年不涉及，明年照样要涉及，毕竟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会漏馅！　

　　而现在我们已经必须面对，也已经可以坦然地面对这个“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了。

　　这还要感谢那些数额巨大的银行不良资产，要不是因此，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谈这个问题，总有一天，企业亏损的原因造成了我们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危机的时候，想谈也来不及。

　　而且，不谈企业的亏损，就谈不成银行业的改革。我们知道，要想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除了从存量入手，比如成立资产管理公司(AMC)清理已经形成的不良资产，更重要的是解决新的增量问题，尽快控制新的不良资产的形成。因此，分析和理解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和机制，就不能抛开企业的亏损模式，这个企业的亏损模式，同样也是我们银行业的亏损模式。

　　通过前期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了国有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比如国有企业的制度和机制导致的低效率、国有银行的财政功能等，也有，但是都不是最大的。只是与这个“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有关，所以，今后我们需要多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寻求改革的良策。所以我们说，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是最根本的亏损模式。

　　所有者缺位的视角，可以使我们看到很多从其他角度不容易看到的东西。比如易纲教授最近所举的例子，就是这样。

　　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看，实际上也就是说，有没有真正的所有者，关系到有没有合格的、真正的投资人和债务人。

　　易纲教授举例说，我们知道，在投资与商务、生产的金融运行之中，假如张三把钱借给了李四，李四不能按合同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张三自然可以拿李四的财产来抵债，比如通过破产制度。

　　但如果李四所拥有的一切财产其实转了几个圈，本来就是张三的，那会发生什么情况？

　　很显然，李四根本不会在乎他能不能还得起债务、会不会破产，张三敢借给他多少，他就敢要多少。

　　张三作为债权人对李四的约束永远不可能是硬约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李四不是一个合格的债务人，因为他没有独立于张三的财产。

　　那么，我们从经济的意义(而不是法律意义)上来说，国有企业就是这样的李四，全体人民其实就是这样的张三。

　　而全国国有企业再都放手向国有银行借钱、其实是向国家财政借钱(因为银行的一切损失最后都要财政来兜底)、而财政是全国人民的财政，所以，转了一大圈，严格来说，我们是“自己涮了自己”。

　　我们认为，也正是因为现在的国有企业根本就不是合格的债务人，所以，我们更要仔细地寻找这些企业的亏损模式。然后让我们与私营企业作一个对比，这一点就会变得十分清楚。

　　为什么明知私营企业经营不错，也不向它们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呢？根本的道理其实也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上，要彻底改善企业的经营实质亏损的现状，就不仅是经济信用环境问题，其实也是韩愈所提出的“争臣”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需要很强的激励机制，才能抵销市场利益的诱惑。甚至需要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所提倡过的“五不怕”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比较简单的问题是，在非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关系中，如何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对投资者提供充分的保护。在这方面，我国有些地方政府、特区政府的确大有可为，但这首先需要中央政府在立法方面尽快还清欠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破产制度的建设。

　　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在非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关系方面，地方政府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根本的瓶颈约束在于没有一部比较完善的《破产法》，而对非国有企业实施新破产法草案，其实条件是基本具备的。　

　　没有可以执行的《破产法》、没有一个《物权法》，我们在明知企业的亏损模式的情况之下，可能也无法最终解决好我们国企的政治体制的彻底变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