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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国元
折腾了十来天的个性化车牌终于销声匿迹，因此而来的反对者与支持者的唇枪舌战也上演了无数个回合。笔者之所以意犹未尽，旧话重提，一方面觉得与个性化车牌有关的话题的实质意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揭示；另一方面，问题的关键似乎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个性化“生态环境”的追寻，而反对者似乎安于过去那种被管制状态。进一步，与管制有关的话题
才是本文要倾注笔墨的，因为管制与其社会人文状态已经成为我们改革过程中不可逾越的藩篱。
在个性化车牌的争论中，关于SEX、TMD，关于BTV、IBM，关于USA-911之类，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坦承利弊，各有千秋。必须承认，这种争论是有益的。但是，从争论的落着点来看，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争论，其结果必然是各打五十大板。因为世事无绝对，往往是好中有劣，弊中怀优。而且，观念之争从来就没有好坏之分、是非之别，因为人们对好坏、是非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个性化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是一对孪生兄弟。我们进而可以推演出这样的逻辑结论：开放自主选择车牌号码这一举措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正效益要远远大于反对者所担心的因这一举措而产生的负效益。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过往老式车牌的发放方式及其效果。关于这个问题，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人是有偏好的，这种偏好或具有心理特质，或具有世俗文化认同性，因而使相应的行为具有社会趋同性，于是在车牌的选择上，这种偏好最终表现为社会性地对某些数字的热衷，如168、518、9988、888之类。2)在固定格式的车牌数字组合规则下，这些幸运数字或吉利号牌是有限的，因此，要获得它，就要付出代价。那么，我们的代价是什么呢？过去通行的方法是托熟人，找关系，七弯八拐，用金钱物资或其他的好处去贿赂相关人员。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吉利号牌走上了拍卖的舞台。这是一个公开、公平的解决稀缺资源分配的办法，比过去那种暗箱操作、柜底交易算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车牌号码只是一个识别代码、一种标志，其本身并不是生产性资源，类似西方所谓的“坏财富”。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无论以什么方式取得，都要耗费大量有限的生产性资源，也就是说，无形中减少了可用于生产的社会资源，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实质性好处。而且暗箱操作，化腐朽为神奇，助长了行政机关的腐败。第三，吉号拍卖虽然公开，公平，但拍卖所得的去向与使用效率又成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据报道，有些号牌曾经被拍出数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高价，这些钱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家的，一旦支付，就摇身一变成了各种莫名其妙的开销。我不知道类似的款项究竟流向何处，产生了什么样的效益。但是，可以肯定，拍卖款的使用效率是低下的，绝对不可与个人使用同日而语。在我看来，带有管制性的车牌发放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而起的各种“竞争”纯粹是耗费社会资源而没有产生任何好处的事。因此，适时推出个性化车牌是十分明智的举措。
个性化车牌叫停表明传统的管制势力暂时占上风，是管制与反管制较量时的短期均衡状态。我相信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太久，并且希望个性化车牌不要胎死腹中，而因此留下一个历史的笑柄，为改革留下一张蹒跚老态而踯躅不前的影像。
个性化车牌只是市场经济万花世界一片小小的绿叶，推出个性化车牌只是我们迈向丰富多彩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小小的步伐。审视一下中国社会近十年来的变化，我们不应该将它视为异类而耿耿于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打破了铁板一块的局面，个性开始张扬，社会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在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个性化的东西开始多起来，用“满园春色关不住”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坚冰被打破，各种形式的经济实体与经营方式不一而足，各种思想、学术开始交锋争鸣，言论自由的环境也在逐步形成，人口流动、自主择业、离婚、同居、独身、丁克家庭……这些与传统、世俗分庭抗礼的现象也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并有了个性化的空间。所有这些都是个性化的表现，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些东西，又有哪一项是至善至美而没有负作用的呢？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相伴其发展并容忍其负作用的同时，我们进步了，发展了，丰富了。而停留在自闭状态，坚守传统观念，看不惯新生事物的，那么，可以肯定，我们不会有如今这般鲜活的世界。
由此，我们又不得不思索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社会包容性问题。按照以个性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包容性与个性化是不可分离的。市场经济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就是要求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协调机制，充分发挥个人的自力性、自主精神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意识，其最大边界就是只要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我们就要容忍它。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这是降低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效方法。因为，在经济学者看来每一个人都会从自利(与我们一贯持批判态度的“自私自利”完全不同)的角度充分利用环境条件实现行为的优化，而优化过程的复杂性及与外界环境的调适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然而，包括汽车牌照在内的管制，虽然理由成千上万，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管制的前提条件是只有管制者才能引导万物朝着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向发展，否则，整个社会就会杂乱无章，一盘散沙，矛盾冲突，利益互侵，以致百弊丛生。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那就是，在管制者看来，管制者智勇双全，无所不能，并且舍己忘我，无畏无怨，而普罗大众是扶不起的阿斗。事实上，这种说法不仅缺乏理论依据，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逻辑却在人们的头脑中徘徊回荡。
有人认为，个性与社会性不能有冲突，个性化要求不能与社会道德、伦理观、价值观相矛盾。从静态的角度看，这是不错的。但联系到当下的现实，我以为说法会有不同。首先，对于处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中华民族而言，个性化不是单个个人的事，也不是少数人的私事，而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一种全新的“生态环境”。其次，个性化、以个性化为基础的社会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很明显，解决的方法不是维护传统守旧的东西而压抑新生事物。如果这一点不容易被人理解接受，那么，我们就将窒息在沉重的传统中而难以自拔。第三，我们为了融入国际社会与世界经济大潮，在加入WTO以后，一些不适宜的法律法规都要修订规范。实际上，这是从观念、制度、行为规范上对我们传统的巨大冲击，为此，我们必须放弃许多“正儿八经”的东西。而面对国内的个性化车牌，我们为什么视之为洪水猛兽呢?整体化的“鸡”是生不出个性化的“蛋”的。在森严壁垒的传统社会中，不会有个性化的东西，而如果维持一系列故老相传的旧习，个性化就没有生存的空间，甚至没有存在的理由。剩下的只有管制、监控及与此有关的命令、服从、整齐划一与铁板一块。
管制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外古今皆然，如价格管制、最低工资法、许可证制度、行业准入等。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其研究结论表明，管制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的目标而沦落为寻租腐败的工具。虽然这种推论难免绝对化，但对内窥管制的真义却有洞若观火的穿透力。我们熟悉的证券市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中国的股市是在管制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上市额度的审批是第一道门槛。谁能入围，谁能过关，条件似乎很多，规矩似乎很严。当然，目的和出发点是为了把好关，将优秀的上市公司推向市场。但事实上，许多假冒伪劣公司能混迹于市，而且大多数上市公司陷入一优二平三亏四重组的怪圈。这足以说明管制的效果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好，我们的管制似乎陷入了自循环状态，而缺乏应有的支持体系。我们的市场起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时期，计划手段的不可或缺，管制监调的不可替代有其历史必然性，诸如此类的政策措施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不能抹煞的。但问题是在审批制改成核准制后，我们的一些规程、做法仍是审批制的翻版，把好关变成了好把关，但市场秩序、公司质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表明：一方面，管制具有维持性与顽固性；另一方面，管制的基础与支持配合机制大有讲究。说到底，要废除管制或改变规则，势必损害既得利益者。我一直以为，我们常见的应付别人、应付上级、应付检查、行为短视等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都与社会结构的基本设置具有内在的联系。而这种基本结构的一大特征就是个体性的缺失。
我们已经习惯于管制，我们也习惯接受管制。如此这般，我们就难以形成自主、负责的行为主体，整个社会就处在单调划一的状态，缺乏生机、活力，缺乏创造性。近几年来，我们热衷于诺贝尔奖的讨论，并对中国学人能跻身获奖者行列寄望甚浓，但是，探究一下诺奖人物的创造性，我们应该明白，能否获得诺奖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个人努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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