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财富》之价值专刊 远山
比起性格张扬、能言善辩的吕梁,朱焕良的媒体感召力差了一大截。但吕梁被挖掘得如此之多,新闻效应自然大打折扣。于是,有媒体动起了朱焕良的脑筋。继“吕梁可能隐藏在江浙一带”的极富想象力的传闻之后,不甘寂寞的媒体最近又掀起了一阵朱焕良热。
上海的《新民周刊》便是这项炒作的始作俑者。
2002年第30期的《新民周刊》以五个特大号红字“朱焕良显形”作为封面标题,并配以一个人的绿黑色背影和一幢破旧神秘的房屋为其背景,悬念小说的意味十足。
不过,读完这一篇题目“抓人”的封面文章,我们不禁疑窦丛生。《新民周刊》给我们呈现的真是那个朱焕良吗?
这篇署名“杨文瑜”的独家报道称,“中科创业案主嫌之一朱焕良接受笔者独家专访时表示,由于他本人在国外,对于中科创业案已无申辩余地,‘惟有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静观其变了’”。在这篇采访中,《新民周刊》又称:“以下是记者的录音专访”。但不管是直接采访还是录音采访,这位“杨文瑜”先生肯定是采访到了朱焕良先生的。但这却给我们带来了相当大的疑惑。
以朱焕良先生现在的处境和我们已经知道的朱焕良先生的性格,朱是不会轻易接触陌生人的,不是挚友亲朋,恐怕很难接触到朱。杨文瑜先生自己也是这样说的:“据了解,目前……他的代理人蒋本义已不在公司上班,且关闭手机完全不与外界联络,朱本人更是行踪莫测,连他的移民律师和经办投资的会计师都无法与他取得直接联系”。换句话说,如果杨文瑜先生不是朱焕良十分信任的朋友并达成了某种保密的采访约定,杨文瑜先生是很难直接采访到朱的。否则,我们只能判断,朱焕良已经接近神经错乱。的确,杨文瑜先生在文章中也处处试图给予我们这样的印象,不仅拍到了朱在美国的住所,而且还直接采访到了朱本人。
那么,既如此,杨文瑜先生为什么不能拍一张朱本人的近照呢?这样不是更能增加这篇独家报道的真实性吗?为什么杨文瑜偏偏只给读者们一张一看就知道是拼贴上去的模糊背影呢?
据《新民周刊》的编者称,“杨文瑜”是一位身在美国的“专业人士”。不知道这个专业究竟是新闻专业还是证券专业,如果是新闻专业的话,这位杨文瑜先生显然不够“专业”。但如果是金融专业的话,杨先生应该不会问出“你认为吕梁宣称的‘股票虚值和企业实值可相互促进,创造双赢’这套理论正确吗?”这明显是非专业人士才能问出的问题。如果杨先生具有的是美国的教育背景,这个问题恐怕就问得更加离谱了。因此,我对杨先生的专业背景及是否真得采访到了朱焕良抱有相当大的疑问。
人们说眼见为实,杨文瑜给了那么多看得到的东西,又是住所,又是背影,但就是不让看到我们一直想看到的朱本人的照片。虽然已有“眼见”,但却一点都不踏实。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或许,杨先生描绘的只是传说和资料中的朱焕良。毕竟朱只有一个,而住所和背影却有千千万万,要把真朱焕良与这些随便可以找到的住所和背影衔接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在国内还有不少人是认识朱焕良的。只要朱的照片一露面,人们立即就能分辨这篇报道的真伪。因此,朱焕良的脸是万万不能露的,露出来就等于露馅。这大概就是特约作者杨文瑜先生的难言之隐吧!
退一步说,即便杨文瑜先生真的采访到了朱焕良,却由于某种无法预知的“疏忽”而忘记拍一张照片,那么,这位杨先生的人品就非常成问题,这不是将朱焕良给卖了吗?能够如此轻松的出卖亲朋好友的人,出卖读者的可能性也会相当大。
让我们对杨先生的采访产生疑问的地方还有很多方面,比如采访中很少提及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什么时候到的美国、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到的等等),除了一个所谓的“CYBERCALLING”公司,其他的事情都再没有清楚交代时间地点,根据国内现有资料加以演绎的成分相当明显。
有意思的是,这位杨先生将所有有“料”的细节都放在了另外一篇所谓“本刊作者独家采访纪实中”了,什么“以L—1方式申请身份”,“以79万美元投资CYBERCALLING公司”并“委由一名旧属蒋本义”管理,什么“在洛杉矶贷屋居住”等等,不一而足。而我们的疑问却是,这些材料大多是据“房东”和伴游小姐转述的,其他的说法则出处不详。既然作者与朱焕良如此熟稔,并且能够直接采访朱焕良,为什么不在采访中就这些足以影响新闻真实性的细节一一向朱老板求证呢?此外,无论是房东还是伴游小姐,都一律知道朱焕良姓朱。
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疑问:难道朱对自己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浑然不知,偏要将自己的朱姓带到美国去吗?天下的姓氏很多,朱焕良为什么不能姓马或者杰克、皮特之类呢?大凡人间蒸发的人,改名换姓恐怕是第一件要干的事情,但杨先生笔下的朱却似乎是一个异类。
更让人奇怪的是,朱在美国好象都忘不了招摇,对一位仅仅有短暂伴游关系的小姐也吹嘘说,“自己是中国股市数一数二的大老板”,这与朱在中科创业案中所表现出来的谨慎而狡诘的个性颇不相符。
很有可能,这位身在美国的特约作者杨文瑜先生对朱近况的最新披露(采访纪实),只是杨先生自己根据华人圈里的市井传言进行的简单加工,而杨先生对朱的所谓专访,则更是杨个人想象力的产物。
如上述推测成立,我们可以进一步对这篇报道的动机做一些大胆的假设。
从杨先生方面看,第一个可能是帮助朱焕良先生洗刷罪名(从报道的内容上看似乎有这种倾向),但这种可能应该可以排除,因为这种报道对朱焕良的命运所产生的凶险后果是可以想象的。第二个可能是,杨先生在美国日子过得十分拮据,想以此混混稿费,但这种可能性似乎也不大,因为以国内目前的稿费水平测算,杨先生编造如此弥天大谎的成本收益并不合算。第三种可能是,杨先生本人就是CYBERCALLING的老板,想借此机会炒作一下自己的公司。
在对《新民周刊》的报道进入深入研究的时候,我们登陆过CYBERCALLING的网站。如同杨先生的描述,这是一家“以销售电话卡为主的网站公司”,除了公司介绍是英文之外,其他所有内容都是中文的。很显然,这是一家以华人为销售对象的公司。借助华人世界中颇有影响的朱焕良事件来炒作自己的知名度,恐怕是这家公司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广告方式。
联想到这几年诸多利用海外的神秘感而上演的商业闹剧(例如美国的野鸡大学在国内乱颁学位、大发横财的事件),我认为第三种推测,概率颇高!
对于报道此事件的国内媒体的动机,似乎就比较单纯:炒!没有新闻尚要挖新闻,更何况有新闻送上门,且是如此引人入胜具有爆炸性的题材呢?当对新闻如饥似渴之时,新闻的真实性自然沦为次一级的考虑。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新闻媒体“故意”上当,假扮天真。这也是中国新闻媒体时有的事情,并不能完全加以排除。
朱焕良成名于中国股市,而中国股市中的造假行为却似乎更为出名。从某种意义上讲,“假”造就了中国股市。但令人惶恐的是,这个毛病正在快速传染给财经媒体,并以同样的强度反映出来,财经媒体自己乐于信假、传假、甚至造假,中国股市不假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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