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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少广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产业政策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由政府来确定发展战略产业或者说战略项目。然后，选定承担这些项目的一些重点企业予以倾斜性的扶持。同时企业领导人的任免，外贸进出口的配额，乃至企业上市，政府对市场仍有很强的干预，无不印有审批的烙印。
从这些年我国“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看，不仅与政策预期值有较大差距，有的还背离了政策预期效果。主要表现在，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的发挥区域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合理的地区布局，受地方保护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有些项目不是论证“可行性，而是论证“可批性。重复建设乃至“豆腐渣工程，使有限的资源被分散而低效率的使用，产业结构越来越趋同化。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1985年为70.1，1990年为37.2，到1999年则下降为11.6，2000年也只有27.5。2001年世界500强中国有11家，但跟制造业有关的一个也没有，审批不仅是把关，还隐含着“控制和“权威，过多过滥的行政审批，不仅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严重制约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使相当一部分企业习惯于等、靠、要，企业间的竞争也更多地停留在价格厮杀、概念炒作等低层面上，低价的“中国制造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反倾销管制和诉讼，每年损失都在上百亿美元。而政府在资源配置领域或在部门利益的驱动下，靠山吃山，靠章吃“章，大量的与世贸组织规则相违背的行政审批，实际上成为渎职和腐化产生的基础，无形中增加了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必然使我国政府和企业在参与全球竞争时处于被动的境地。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长达20年的快速增长里没有培养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的关键所在。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灵魂就是创新和“活力，入世后，中国的企业将直接面对更复杂、更多风险的国际竞争，中国经济亦开始了新一轮的历史性调整，信息技术革命给企业带来的最直接效果就是速度。时间已成为企业资源，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管理的内涵也已逐渐从成本、质量、人力、资金、资产等管理中不断深化，而速度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客户的服务。企业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具有个性的产品，客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产品的设计，如何把信息转化成知识、具有品牌形象的产品和比较经济优势的企业，将会是最成功的企业。因此，当前真正需要的是开放更多的自由空间，使经济真正建立在更加公正的自由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如果一个项目从“面到“线层层上报盖章，没一年半载拿不到批文，等到批文到手，再到项目建成，商机早已消失殆尽。按照技术创新理论鼻祖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的动力90%源自市场拉力，10%来自政府推力。在西方发达国家，科研开发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是社会科技进步的基本落脚点，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W TO是全球过剩经济寻求新的市场平衡所做出的全面努力，当代市场的竞争不仅是创新产品和优质服务的有形较量，更是营销战略和形象传播的无形抗争。张维迎教授说，如果现行的审批制改为注册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可以提高30%，“寻租现象可以减少50%。
近年来，各级政府下大力气抓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使转变政府职能有了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最近，深圳市已决定逐步减少“红头文件，今后，政府出台的政策性文件要提交法律部门把关审核，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才能够出台。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遵守W TO的规则，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迫切需要。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实践情况来看，“政府失灵的概率往往要比“市场失灵的概率高得多，审批是权力，也是责任，权责不统一的审批除了误事，甚至还会误国。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以全球为版图，配置资源表现出了极强的经济活力，这就需要我们在机制转换、结构优化、技术升级上调整我们的生产组织结构，用高新技术去改造我们的传统企业，用现代化理念去经营传统产业，逐步形成核心竞争力。当然，强调政府转变职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放弃经济管理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不能削弱，还要更有艺术性，把工作重点真正放在加强监督和研究，处理好长远发展与立足现实的关系，着力培养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和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上来。积极引导和发挥个人创业的积极性，通过自律的方式包括行业协会的管理方式来解决市场中的纷争。同时要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审批部门和审批人的责任，不仅要追究批而不管出现的问题的责任，也要追究虽没有进行审批但疏于管理而出现问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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