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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与分析师开始“面对面”
文/王利娜
中国分析师：以挑战“真实”和“权威”开场
先让我们来看看近期发生在分析师与上市公司间的一系列故事：
在香港，著名投资银行瑞银华宝分析师张化桥，发表了质疑在港上市民营企业格林柯尔和欧亚农业的报告，这两只在此前还炙手可热的民企股，市值立刻下降一半，持有格林柯尔六成股份的格林柯尔董事长兼总裁顾雏军，个人身家蒸发超过13亿港元，顾雏军于是将瑞银华宝和张化桥告上了法庭；
在内地，郎咸平的《德隆系“类家族企业”敛财模式揭秘》，引起市场再度强烈关注德隆这个超级庄家；中央财经大学刘姝威的一篇600字的文章，使得所有银行都停止向蓝田公司发放贷款。
在一系列的戏剧性冲突发生之后，国内的上市公司和企业家突然发现，除了公众投资者，身边还潜伏着一股相当强硬的势力，随时可能跳出来对自己质询、甚至是毫不留情地打击，而资本市场很可能因为他们的发言而掀起可能将自己吞噬的轩然大波。
他们，就是所谓的“分析师”—不同于充斥内地股市的股评家的另一类人。
事实上，在国外健康完善的股市生态中，每一个企业家的心中都绷着“分析师”这根弦。在《商业周刊》记者约翰·伯恩的著作《一个真实企业家的故事》中，被视作企业界另一个“亚柯卡”的拯救高手邓洛普甫一进入阳光(sunbeam)，市场就因对其高期望而股价大升，但是分析师安德鲁·肖尔在深入分析阳光财务资料后，却发觉公司已处在破产边缘，立即把评级由“买入”调低至“中性”，在公司内为所欲为的邓洛普面对该分析师，恼羞成怒却也无可奈何，甚至还不得不专门约请安德鲁来公司“沟通”；而杰克·韦尔奇在上任GE董事长伊始，要做的头几件事里有一件，就是向分析师尽可能完美表白，他希望GE实现何种“感觉”。
当最近美林公司内一些大牌分析师故意向投资者推荐可能导致投资失败的股票，促使美林和这些公司获利，事情败露之后美林不得不向州政府和证管会支付1亿美元罚款之时，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与分析师关系的建立似乎才刚刚开始—以一些还称不上职业“分析师”的中间人士对上市公司和企业家“真实”和“权威”的挑战开场。
企业家应该如何应对分析师，分析师如何对投资者负责，其间关乎技术问题、也关乎商业道德和商业文化。
谁是分析师？
在我们入手报道这个选题时才发现，甚至必须从界定“分析师”的定义说起。
分析员和分析师，通常都是香港和国外资本市场的说法，国内有没有可与之类比的群体尚难确定。已有的案例中只有蒲少平可以称作分析师，但他在写世纪星源的文章时，是以《财经》杂志特约记者的身份，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的。郎咸平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金融专家；刘姝威是中央财经大学的教授。
现在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对上市公司评论最多的是股评家，也叫市场分析师—其间充斥着大量实为“庄托”的伪股评家。
股评家们大部分供职于证券公司。由于早期的证券公司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散户，散户需要被直接告知操作，于是，纯操作式的股评大行其道。在证监会推出了证券投资咨询师资格认定考试后，目前全国大约有1200名左右有资格的股评家。
与国外重视基本面分析的分析师不同，市场分析师通常是看大盘，看阴阳线，然后告诉投资者“主力”(或者叫庄家)在什么阶段，后市如何，等等，几乎不分析公司本身，也不做行业分析。
巴黎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就曾经遇到一位国内证券公司的人，他自称分析师，还写了好几本书。谈话间他预测：“某只股票一定会上涨，因为它前几天跌了，所以一定会反弹回去，反弹多少？看一下周K线就知道了。”
但当陈兴动问他，你知道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什么？管理者是谁，有多少年的经验？有什么样的背景？企业所用的原材料，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在过去两年的波动如何？整个管理团队的经营理念是什么？他回答说，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这些都没有用，只要知道政策怎么出、庄家怎么做就可以了。
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股评家早已被行业分析师代替了。分析师虽然分析的是公司，但往往从行业着手，比如，TCL，如果公司公布的手机销售量是120万部，根据这个数字，分析师要了解公司的成本、利润，然后再与同行业的其他公司对比。有可能的话，跟员工、客户、竞争对手进行交流，对上下游进行调查，最终对业绩得出判断，进而给出投资建议。当然，还必须了解物价指数、消费者的消费水平等宏观因素。
如今，国内大的证券公司研究部的行业分析师，实际上也都开始不同程度地使用这种方法。只是，出于种种原因，比如，因为行业分析师出现的时间还比较短，他们的专业水准和独立性还有待提高；还比如，因为证券公司不愿得罪上市公司，因此，他们的分析报告只有在极小的范围内才能够看到。
实际上，重技术分析，忽视基本面分析并不是股评家的错，他们是在适应这个市场的需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散户为主的资本市场上，每个散户的持股量很少，投资者不会为了很少的投资，花很高的成本去听取专业人员的建议。从投资收益的角度，那样划不来。用蒲少平的话来说，“中国目前关注基本面的投资者还比较少，更多的人只关注股价。”
而在成熟的市场上，分析师的报告基本上是给机构投资者看的。因为基金持有的股票数太多，基金经理根本不可能了解每个公司的具体情况，通常把3-5个分析师的报告放在一起，大致就可以作出判断。虽然，基金并不直接为分析师昂贵的报告付费，但通过与分析师所在的公司签订服务合同，进行间接付费。
从股评家到分析师，这也可看作中国资本市场成熟状况的一个晴雨表。
中国企业家的漠视
在美国上市的UT斯达康的董事长吴鹰和分析师的关系似乎处于理想的状态：他们不定期地见面交流，分析师因为有了这种交流，在向投资者提出建议时，把握更大；而企业家，从这种交流中可以获取其他途径无法获得的信息，比如，同行的状况，投资者对公司的看法，以实现更好地为投资者服务的目标。交流也许不总是平心静气的，因为意见不一致总会有冲突，冲突也是使交流更加深入的一种方式。
然而国内上市公司与分析师之间最大的问题似乎倒不在于冲突多么严重，而是前者对后者的漠视。
中国上市公司的大多是国有背景，非流通股占很高比例，通常一股独大。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根本不关心分析师说了什么，因为无论分析师说什么，都不能影响公司的股价，也不能影响管理层的去留。
2001年10月，蒲少平经过调查，对东方电子的业绩提出11点质疑，其时，很多分析师已经开始怀疑东方电子作假，证监会也介入调查，公司也承认在利润确认方面存在问题，但这些都没有使东方电子的股价下跌，曾经有两日还大幅上涨。直到2002年才戴上了ST的帽子。
在整体非理性的市场，上市公司选择漠视分析师。恰恰是理性的。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承认，在中国市场成熟的过程中，像百富勤这样的外资机构，坚持规范，必然经历一个连生存都可能有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
王国平在银河证券从事电子行业分析，他以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分析师要了解公司的情况，实在不容易，有一次，他去企业调查，公司的高管不愿接待，于是派了证券部的一个年轻的姑娘接待。“说实话，那个小姑娘对公司的情况还不如我了解得多。可是你又能怎么样呢？”他无奈地笑了一下。
中国电信在香港上市后，几乎成了中国电信在港发言人的信产部部长吴基传，曾对香港的分析师说过一番话，可以代表有中国背景的上市公司“漠视”甚至“嫌弃”分析师的心态，他说，你们都喜欢吃中国菜，你们就在桌子上等菜上桌就好了，不要跑到厨房看菜是怎么做的。
分析师们的想法则完全不同：菜是好吃，如果放了毒品，吃了上瘾，怎么办？
陈兴动认为，这就是所谓商业文化的差别。在这种商业文化下，管理层认为自己是为上级工作的，而不是为股东、为投资者服务的。他们也没有必要通过分析师将公司的情况告诉投资者。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这种商业文化。1994年，他带30个投资者组成的访问团到一家上海的B股公司。事先说好了，是副总经理接待。到了以后，变成办公室主任接待。办公室主任也无所谓，能回答问题也好。但当他们提了一系列问题，这个办公室主任回答很干脆：“这个事情不属于我管，所以我不清楚……这个事情我们领导我们没交代过，所以不知道能不能说……这个问题我没接触过……这个问题不是我能理解的……”最后，他们才知道，办公室主任是管后勤的。因为北京来领导了，董事级的人都去陪了。回去后，访问团中80%的投资者将所持的股票卖掉了。
作为分析师，是否希望上市公司与自己沟通？当我们拿这个问题问蒲少平时，他说，应该是，但现在希望基本落空。
即使上市公司偶尔对分析师的评论做出反馈，往往也是被动的，最后甚至还要用命令收尾。2001年4月，蒲少平在《财经时报》发表文章，对银广夏的业绩表示怀疑，不久公司做了答复，但答复对报表中矛盾的地方解释的并不清楚，他随即又写了一篇文章。公司没有进一步解释。但是，公司董事长随后亲自到《财经时报》，会见了主编，并要求不要再刊登类似的文章。
而蒲少平就在同一个大厦的另一层楼办公，但并没有被约见。“我不太了解具体细节，只是后来《财经时报》的人转告我的。”蒲少平说。
可能，那位董事长觉得他的级别不够高。
大牌分析师必修课
当然，良好的沟通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如果说，上市公司要适应的是商业文化的氛围，那么分析师要加强的则是，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更强的职业责任感。
东方电子事件几乎是对中国所有分析师专业素质的一次莫大讽刺：在2001年9月证监会正式调查东方电子前，东方电子连续三年被《中国证券报》评为最具潜力股第一名，就是这样的公司被查出有问题。分析师集体犯了错误。
王国平的解释是，做这件事时，所有分析师都是根据财务报表来的，这样做正确的前提是，财务报表必须非常准确，但事实上，东方电子把炒股的钱记入利润。如果分析师要看出问题，必须认真去抠。言下之意，当时没有人认真去抠。
也许现在这样说有点事后诸葛的味道：判断公司的主营利润是否合理，只要了解一下同行的水平，心中就有个大概了。根本不需要很多财务知识，既不复杂，也不危险。
这就是职业责任感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分析师都像清议说的那样，是黄继光，是刘文学，坚决与坏人坏事做斗争。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做投资者走狗”(张化桥语)的意识还是需要的，否则怎么称得上分析师。
大牌分析师不是一夜之间成长起来的，他们首先需要付出超出一般的努力。国外分析师的工作状态一般如下：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连续5年关注某一个行业，每个月要访问100个客户……
投资者结构的改变也是必须的，与个人投资者相比，机构投资者必须占相当的比例。
早先，一些所谓机构也疯狂炒作股票，实际上已经沦为庄家。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提法也遭到很多批评。现在看来，为了不让机构变成庄家，减持国有股，使得他们不能控制所有的筹码，恐怕也是先决条件。
只要有足够多的机构，分析师的行为方式肯定会根本改变。因为机构要求分析师，发现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而所谓有投资价值必须回归基本面分析。
应该看到，像联想、中石油、中海油等一大批在香港和海外上市的企业，还有一些早年发行B股上市公司，已经建立了规范的制度，接受了商业文化的洗礼，也早就学会了如何与分析师沟通。
比如京东方(00725，200725)，也许是因为先发行B股，后来才增发A股，且B股的量大大超过A股，公司非常注意与分析师保持长期联系。王国平在两年前曾跟公司接触过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自那以后，他总是不定期地收到公司寄来的内部刊物，介绍公司的近况。
在京东方的企业生态圈中，分析师显然已是一个不再被漠视的环节。
附资料：分析师与上市公司近一年来冲突实录
刘姝威VS蓝田股份
起因：2001年10月26日，刘姝威在《金融内参》发表文章称，蓝田股份已经成为一个空壳。2001年12月13日，蓝田股份向湖北洪湖人民法院递上一纸诉状，称刘姝威侵害了蓝田的名誉权。
结局：2002年4月1日，法院宣布不受理这一案件，因为《金融内参》属于内部参阅刊物。
郎咸平VS新疆德隆
起因：2001年4月，郎咸平在《新财富》上发表文章，称德隆用低成本控制上市公司，并不断投资，用“利好消息”推动股价上涨，从中获利。
结局：2001年10月21日中国民营上市企业首脑峰会上，德隆副总裁当场反驳郎咸平关于操纵股价的结论，郎咸平称结论是从纯理论和缜密的研究出发得出来的。
张化桥VS格林柯尔
起因：2001年12月12日，张化桥向瑞银华宝的客户发表言论，提及格林柯尔产品的环保及省电问题，导致格林柯尔的股票狂泻。2002年1月31日，格林柯尔及其主席顾雏军，控告瑞银华宝及张化桥诽谤，要求禁止对方继续发表有关诽谤言论，并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结局：1月30日，香港高等法院向被告及次被告发出传票，现正等待排期审讯。
分析师需要掌握的信息
(1)首先是宏观方面的信息，如，政府的产业政策，对公司主要业务是支持还是限制；当然，还包括像经济增长率、物价指数、消费水平等因素；
(2)与包括管理层和职工的内部人交流，确定公司当前状况及未来的发展战略；
(3)从竞争对手那里了解行业整体发展状况，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
(4)从客户那里，了解公司产品的市场如何。比如，是否需要回扣才能将产品销售出去。
企业家从分析师那里获得什么
(1)了解行业内其他人，比如，竞争对手的生存状况、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业内对新业务或新产品开发的看法；
(2)了解投资者对公司的期望。尽可能使公司发展与投资者的期望相吻合，保证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3)分析师作为客观的批评者，在公司进行重大决策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减少决策失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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