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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亿私募基金在中国存在并正不断发展，无论是取缔还是放任不管，都会滋生相应的金融风险，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其正规地浮出水面，而《投资基金法》也不宜退回到《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老路上去
记者 赵杰 发自北京
尽管面对《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将要在本月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审议的这一事实，但在8月3日召开的“中国资产管理高级论坛”上，夏斌依然希望将私募基金置于法律的框架之下。此前的背景是，原来一直进行研究的《投资基金法》被限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基金没有被列入即将审议的投资基金立法范围。
夏斌是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对私募基金一直非常关注，其于去年7月间在《财经》杂志发表了长达1万多字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在业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文章认为中国私募基金大约有7000亿元的规模。
记者注意到，夏斌是“中国资产管理论坛”的第三个发言者，而论坛的首位发言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副组长张肖。在夏斌发言时，张已经离开了会场，对于未能和张“面对面”交流，夏斌表示出“遗憾”。他说，张肖同志离开了会场，如果她在场交流会更充分。
据记者了解，今年5月《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曾就私募基金是否被列入立法内容在南京开过相关会议。夏斌说，在他听到私募基金的内容未能列入立法范围后，即于5月28日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对投资基金法的七个建议》的署名文章，其中就提到了希望私募基金能够尽早浮出水面的观点。近来的消息显示，《证券投资基金法》将于本月进行最后的讨论。在这种微妙形势下召开的此次论坛上，夏斌拿着报纸念起了这篇文章，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不能放任私募基金
夏斌认为，《投资基金法》的出台宜早不宜迟，而且不宜再退回到《证券投资基金法》。同时，必须对私募基金活动作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制度安排。他说，私募基金(包括进行股权、证券、实业投资的私募基金)在中国存在并正在不断发展，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绝对予以取缔，已不可能，且违反市场原则。放任不管、不作出法律制度安排，则易生事端，不利于市场秩序的稳定。因此，法律不能因为个别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监督管理制度安排上所涉及的部门间难以协调，而因小失大，回避对其作出比较完整的法律制度安排。他表示可以从私募基金的定义或法律性质、管理者资格、投资人要求、私募方式、信息披露和监管方式等6个方面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夏斌的观点此前没有向我们反映过。”当记者向《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负责人王连洲询问是否接到过夏斌口头或书面的建议时，得到了王连洲的否定回答。王连洲认为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包括起草小组内部对是否应该涉及私募基金问题也有不同观点，“但如果都各持一辞，争论不休，法规永远都出不来。”王连洲强调，目前的《证券投资基金(草案)》没有否定私募基金，在“总则”中允许“可以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就表明了这一态度。“但具体的操作办法和对其违规行为的处罚应该由中国证监会去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文更合适。”王连洲说。
谁来管私募基金
有人分析，给私募基金戴上法律的“帽子”必然引出“谁来管”的问题。夏斌领衔的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最有理由担任对私募基金的准入审批和监管角色，因为同属资产管理范畴的信托业的监管就由非银司负责。在企业债券和彩票等领域的监管职能从非银司分离出去后(企业债券的审批职能转给了国家计委，彩票的监管职能转给了财政部)，非银司的监管领域有所缩小。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严是害，松是爱”，天相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林义相认为，目前法律还没有对私募基金予以界定，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应越少越好。他说，从以往的实际情况看，立法过严势必会导致违法行为的普遍，又由于法不责众的道理进而导致执法必松。让其继续保持市场化的发展不是坏事，一般性的市场监管措施可以保证其不会出太大问题。管理层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对私募基金的内部交易、欺诈等违规行为的查处上。
对私募基金进行“招安”也是一种观点。长盛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王其华认为，在合乎市场规则前提下，可以按目前通行的法规正常运作私募基金，不一定非要等到立法环境出现后才去操作私募基金，因为立法要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另外，由正规的基金公司和私募基金联合起来或者委托基金公司来打理私募基金，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经济政策协调司金融处刘健钧博士则提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私募基金就像婚姻中的“第三者”，没有必要给第三者“正名”，第三者的存在由来已久，也会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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