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刘仲元

　　引子

　　你也说期货，我也说期货。各种媒体上，期货的新闻和消息越来越多。都说期货的春天已经或即将来临。一时间，引得那资本纷纷往里挤，惹得那股市炒家眼红心乱跳，还有那 刚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纷纷去报名参加期货从业人员考试。的确，这一、二年来，期货有了不少的变化。然而，朋友，你了解期货吗？你知道目前期货交易的状况吗？如果你不太清楚而又想得到一些实在的信息。那就看一下本篇为你介绍的当今我国期货交易中的最热门交易品种——大豆期货交易。

　　大连升班马，大豆代替了绿豆

　　我国的期货业，自1992年起步，短短的10年间已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整周期。从成交量数据看，1992年至1995年之间连上台阶，1995年达到顶峰，全年交易金额为10.06万亿元。以后就逐年回落，2000年进入低谷，全年交易额仅为1.61万亿元。2001年走出低谷，交易额为3.02万亿元。

　　1998年8月1日，国务院发布27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将全国的14家期货交易所撤并为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及大连商品交易所三家。当年，三家交易所的成交金额分别为0.52万亿元、2.11万亿元和0.67万亿元(上海的数据是上海的三家交易所合计)。显然，郑州商品交易所是执当时期货交易的牛耳。而郑州商品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品种是绿豆，其交易量达到2.07万亿元，占当年全部期货交易金额的比例高达58.22%。绿豆期货交易是当时期货业赖以生存的支柱。

　　1999年，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绿豆交易仍旧名列前茅。但由于当年接连三次出现风险事故，使中国证监会感到事态严重。1999年12月21日，中国证监会出台了“扶持大品种、限制小品种”的新政策：自2000年1月1日起，绿豆交易的保证金从5%提高至15%，小麦交易的保证金从10%降低为8%；2000年2月1日起，绿豆交易的保证金进一步提高至20%，小麦交易的保证金进一步降至5%。绿豆期货交易就此玩完。2000年，尽管大连和上海的期货交易金额有所增长，但绿豆这一主力品种的消亡还是使得全年的期货交易量大滑坡。由于绿豆被淘汰出局后，小麦期货交易并没有活跃起来，郑州商品交易所的交易量因此一落千丈，从上一年的第一名沉沦为最后一名。而大连和上海的交易名次自然依次上升，成为期货市场关注的热点。2001年，影响大豆行情的基本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豆行情跌宕起伏，各路资金纷纷流向大连，大豆的期货交易量急剧上升。全年的成交金额达到1.91万亿元，占当年我国期货市场全部交易额的63.41%。这一交易量，不仅引领我国期货市场走出了低迷，也使得在大豆交易的横向国际比较中，中国的地位迅速上升。与日本东京谷物商品交易所的大豆交易量比较，我们是他们同期的5.3倍；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交易量相比，我们是他们同期的28%。大豆期货交易已开创出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局面，以致美国的大豆交易者在交易时，对大连大豆的期货价格也不敢掉以轻心，非得看明白了才心里踏实。今日的大连大豆，已俨然代替了当初郑州绿豆的地位，成为期货市场的明星级品种和整个期货业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大连大豆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期货之重”。

　　跌宕起伏的行情

　　中国的大豆，在1996年期间，每吨3000元以上的价格是很正常的，期货交易中一度到达过每吨3500元以上。那时的种豆人真是高兴，东北的父老乡亲把大豆称之为“金豆”。然而，在“洋大豆”的逼迫下，大豆价格步步下挫，到1999年时，东北现货收购价连1700元都不到了，而期货价也一度跌破1800元(99年9月合约最低到达1738元)。接下来的几年，尽管随着基本面情况的时好时坏，期价一直在上下波动，但2400元已经是难得一见的高价了。期价基本上在2100元的中轴线上下各300元的幅度内震荡。不过，不要小看这区区600元的上下振幅，对于采用保证金交易的期货投资者来说，刺激已经是足够的了。

　　2000年下半年，股市衰气初露，先知先觉者开始暗中撤退。其中一部分资金进入期货市场。大豆期货交易的资金增多，成交也越来越活跃了。8月下旬，国家明确对豆粕继续增收增值税，多头趁机将期价推高。2001年1月交割合约在2000年8月25日的收盘价还是1924元，五个交易日后，期价已是2123元了，一下上涨了200元。然而，由于国际国内市场并不配合，供大于求的局面依然如故，现货价依旧只有1800多元。随着交割期的日益临近，多头逐渐陷入困境之中而难以自拔。2000年11月之后，临近春运，东北铁路运输有些紧张，东北大豆无法正常运出。多头以为机会来临，进一步拉抬期价，年底时分，期价已是2300多元了。该合约的最后交易日为2001年1月15日，那天的收盘价为2279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多头赢了。但实际上却是多头最后不得不吞下了192520吨大豆。即使有暂时的春运紧张，作为大豆集散中心的大连，要拿出个几十万吨大豆还是做得到的，真正的赢家是当地的那些实盘套利者。

　　事实上，多头的苦难还刚刚开始。近20万吨的大豆掂在手中，以2000元一吨计，差不多是4亿元。资金吃紧，元气大伤。进口大豆的迅速增加及东北运输情况的缓解，使多头再也支撑不住了。春节过后，后续的主力品种合约纷纷跌停，拉开了又一波熊市的大幕，2001年5月交割合约从春节前的2335元起步下跌，到2001年4月19日，又见到最低价1780元。在空头的大肆进攻下，多头心有余而力不足，节节败退之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移仓到远期月份，以等待时机。据说，这一波行情中，主力多头是北京的一些机构。

　　2001年5月9日，朱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草案)》。6月6日，八章56条的《条例》正式颁布。这对于绝望之中的多头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多方挟政策之威，随即展开了一场绝地反攻。两个月里，多方一路攻城掠地，各个合约都有300至500元的涨幅。一时间，转基因政策如何如何成为大豆期评者的口头禅。

　　然而，多头的好梦没有做多久。8月份开始，空头开始了全面的进攻。尽管多头高举转基因政策的旗帜，对空头进行了顽强地抵抗，但五个月的大战(至2001年年底)，还是以失败告终。在这期间的两个交割合约，一个是9月14日摘牌的2001年9月交割合约，收盘价为1872元；另一个是11月14日摘牌的2001年11月交割合约，交割结算价仅为1774元。空头频频得手的原因有二：一是现货市场的供大于求状况并没有改变，转基因政策出台后，进口大豆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急剧增加。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进口商抢在政策生效前突击进口；二是美国人开始与中国政府频频谈判，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已承诺为大豆贸易提供一定的宽限期。在不少国人的心目中，似乎对政府的信心并不足。他们不相信政府会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采取强硬态度，他们认为最终政府是会让步的，大豆进口还是不会少的。

　　多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战略上还是故伎重演，移师后面的合约，并加大持仓。然而，空头显然也不买帐，屡战屡胜的经历使他们越战越勇，毫不犹豫的也在后面的合约上加大持仓。2002年的5、7、9、11月合约成为双方激战的主战场，持仓量急剧增长。2002年11月14日，大豆总持仓首次突破百万张，收盘时的记录为1001998张。而5月合约是重中之重，持仓量达到338258张。持仓的增加，意味着双方投入的资金增加。按照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风险控制规定，当单月持仓不超过25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为5%；当单月持仓超过25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提高至8%；当单月持仓超过30万张时，收取的保证金增加为11%。按此计算，多空双方在2002年5月合约上各投入的保证金就要3个多亿。

　　空头在大豆期货上之所以屡战屡胜，当然是有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上存在着一批专门从事期现套利的交易商。这批套利商，大多对大豆的现货交易非常熟悉。他们的交易方式往往是盯着现货与期货的差价，当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价格一定幅度时，就买进现货将其变为注册仓单，同时在期货上卖出。举例来说，现货价格为1850元，两个月后的期货价格为2150元，套利商马上计算出：买进大豆并将其注册成仓单的成本大致为1950元(包括两个月的仓储费，100元的差价可以视作交割成本)，同时在以2150元的价格在期货上卖出并进行交割。两个月后的利润就是200元，相对于投入本金来说，利润率差不多可以达到10%。如此高的利润率，再加上大连是大豆的集散中心，现货渠道畅通，生意很容易做成，套利商自然会乐此不疲了。期现之间的价差越大，套利的利润越大，套利者也就越多。不得不承认，尽管套利者把期货交易当作现货交易来对待，动辄进行交割，并不能认定他们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套期保值者，但套利者的存在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则是因为这种行为合情合理又合法，二则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对企图进行逼仓的多头是一种严重的威胁，这对于保证期货价格在交割时不会远远高于当时的现货价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期现套利商的增加对多头是很不利的。摆在多头面前的难题是：如果不想将货物全部接下而平仓，期价必然下跌，而且，只有下跌到低于当时的现货价时才有可能避免接货，因为当期价远低于现货价时，打算交割的空头也会放弃交割而平仓了。这当然意味着多头的亏损；如果不愿意割肉出场，那么就必须准备到时将空头愿意交割的货物全部接下来，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可以迫使交不出货的空头到时割肉，另一方面是必定会有更多的货物必须接下来。对多头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现货价自然上涨，使自己顺利赚钱出局。如果现货价没上涨，则非常被动。在期货业整顿之前，有些交易所实施限制交割政策，这是多头最欢迎的。因为这时多头接下的货物是有限的。如果进行逼仓，那些无法交货或交不出货的空头最终只能割肉，当那些割肉盘很多时，多头从虚盘上挣到的钱不但可以弥补实盘亏损，甚至还会有巨额利润。在限制交割制度下，逼仓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了恶劣影响。期货业整顿之后，国务院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明令禁止交易所对实物交割进行限制。在这种背景下，多头再要进行逼仓自然就行不通了。

　　2002年大豆期货价一路下跌，但多头毫不畏惧的一路买进。表明多头的实力非同一般，据说，其原因是：在这个时候有一股资金实力更强大的多头进来了，并逐步取代了原先以北京一些机构为主的地位。他们是谁？有的说是证券上的资金，也有人说是四川的一家小公司。当然，小公司只是出面人，其背后的“资本家”又是谁？有人怀疑是饲料大王刘永好旗下的新希望集团。因为新希望集团每年需要大量的豆粕，也有资金实力。这些因素很容易使人们发生联想。但据后来的报导说，新希望集团大喊冤屈。新希望集团贸易公司董事长对记者说“新希望集团方面绝对没有参与过S205的任何市场炒作”。

　　不管怎么说，多头是有实力的，而且对大豆价格将上涨具有很强的信心。他们坚信政府对中国大豆市场的现状不会袖手旁观，既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已经颁布了，不可能没有下文。

　　多头挣到的却是一块鸡肋

　　果不其然，2002年1月5日开始，《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相继公布，并规定于2002年3月20日正式实施。多头一时气粗起来，空头不战自退。5、7、9、11月四个主力合约接连三天差不多都是涨停板。没几天期价又回到了2100元之上了。2002年1月交割合约已进入交割月，该合约在2001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还是1706元，到1月18日最后交易日时，收盘价已是1831元了，上涨了100多元。2002年3月交割合约在2001年年底收盘价为1791元，到交割时，结算价上升为1941元。比1月合约又上涨了100多元。交割价格的逐步回升，充分说明了现货市场在回暖。政策的影响终于逐步体现了出来。对多头来说，实在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2002年3月15日，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2003年3月、5月、7月大豆合约。然而这一次推出的大豆合约，内容已与以前的合约不同了。以前的合约规定“质量符合上述标准的进口黄大豆可以做为标准品或替代品用于交割”，而新的合约规定“转基因大豆不得以标准品或替代品交割”，为了将新合约与老合约区别开来，新合约称为“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推出新合约的目的是为了与国家的政策保持一致。尽管在以往的交割中，进口大豆的实际交割比例是极低的，但新合约的推出还是给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以转基因大豆为主的进口大豆与新合约无缘了，新合约的价格将是国产大豆的价格。然而，新合约推出之后，市场反应并不热烈。运行了两个月后，持仓量仍旧没有增长多少。也许，交易者有个熟悉过程，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大家都被巨额持仓的老合约吸引住了。主力在对垒中不敢分心，而散户也乐于参加流动性大的合约交易。

　　2002年3月合约已经交割完毕，2002年5月合约上升为临近交割的最近合约。然而到2002年3月22日，持仓量仍旧不减，当日收盘时为304804张，而收盘价为2083元。在以往的这个时候，持仓量早已减得差不多了。这种情况不仅引人关注，也使人们有点焦虑了。

　　2002年3月23日至24日，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郭晓利在杭州市召开会员座谈会，在会上，郭晓利针对5、7合约巨量持仓对峙的情况说：“5月合约持仓这么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这主要是由于政策的原因，自去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了多项有关转基因农产品进口问题的政策，市场看多人士认为国内大豆供应将可能出现断档，由此认为大豆期货价格应有涨升，而空方则认为在国内大豆缺口很大的情况下继续进口大豆将是必然，况且现货市场大豆的供应仍较充足，所以，目前市场多空对峙的存在并非是市场外的其他原因，而目前在临近交割时持仓的减少速度较慢，这是与市场发展得大了有关，由于持仓水平较高，减仓的速度看起来就比较缓慢了，从大交所的分析看，现在持仓正在逐步下降，从这点看趋势还是正常的。目前大交所对5月、7月巨量持仓的情况也在密切关注，日前中国证监会有关人员也到过大连对这一情况进行过讨论。现在市场上担心会出现极端的情况，一种是将期价拉高后再打下来，这种可能性一点也没有；弃仓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目前没有这种迹象，因为多头的资金也十分充足，如果发生弃仓的情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这种可能性很小或基本没有；对恶性的逼仓，大交所是绝对不允许的，期货价格应围绕现货价格波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可以允许的。因此，希望各期货公司在回去后对客户说明情况，若是做投机的，应注意风险，尽快退出，若是确有资金接货的和确有货要交的，按交易所规定的可以进入交割。希望5月合约最终能平稳交割”。也有人报导：“大交所领导说，1)本次不会对5月的持仓采取向会员打电话，召开专门会议，只会依法办事；但会加强信息披露；2)5月不会狂拉涨停板，也不会暴跌，因为空头有很多货(估计40-50万吨)，多头也有钱；3)希望没有钱(指不接货)，没有货的投资者能够及早退出5月，不要到时候做错方向输了钱四处乱告状；4)根据对过去一百年期货交易史的研究表明，钱比货多就涨，货比钱多就跌，没人接就暴跌！大交所认为5，7月的处理，是继非转基因合约推出后的另一重大考验。”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交易所的一次情况通报会，也是一次打招呼会议。多空巨量对峙，最着急的莫过于交易所，交易所最怕什么，最怕的是主力弃仓。所谓“弃仓”，是指多空双方中有一方彻底放弃抗争。一方放弃抗争，意味着行情必将一边倒，放弃抗争的一方输得一塌糊涂。对于弃仓者而言，至多是将保证金全部输光。尽管从法理上说，交易所有权追索弃仓者超出保证金以外欠款，但实际上这种追索是很难实现的。由于交易所对获胜的一方必须及时履行清算义务，当弃仓一方赖帐时，交易所就无法进行清算，因而导致清算危机。主力会不会选择弃仓，与其资金实力及对后势的判断有关。如果资金实力有限，无力继续抗争，或者是知道继续抗争下去会招致更大的损失时，就有可能采取弃仓行为。尤其是当保证金很少时，预计弃仓的损失比不弃仓的损失更小时，更有可能会采取弃仓行动。然而，在判断主力会不会弃仓时，交易所的可靠性无疑更高一些。因为只有交易所能够全面了解和掌握主力的资金实力，知道主力的弃仓成本以及弃仓是否合算。现在交易所明确地告诉了大家：“空头有很多货(估计40-50万吨)，多头也有钱”，弃仓的“可能性很小或基本没有”。实际是在告诫那些投机者，不要抱着一方可能弃仓的幻想而去冒险投机，以免遭受不必要的风险。

　　应该说，杭州打招呼会议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一旦投机空头明白无法指望多头弃仓而大赚一笔，也只能开始平仓了。进入4月份后，交易所按规定启动逐步提高保证金及限仓制度，也起到了促使投机者加大平仓的步伐。空头率先平仓自然引发了期价小幅上扬。一个月之后的2002年4月26日，期价收盘价为2161元，持仓量减至211140张。由于持仓量是多空双方的合计，持仓量211140张表示多空各持仓105570张。而当日公布的可交割仓单已有45692张，也即库存中空头可交割的大豆为456920吨。

　　局势明朗，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交割是不可能避免了。按照大商所的风险控制规定，此时仍有持仓的非套期保值交易者必须缴纳的保证金已达到25%。对套期保值者中的买方，收取的保证金也已达到20%；而空方必须交出20%的仓单。对多空双方而言，此时要想弃仓也不敢了，因为无论从成本还是收益计算，都将是得不偿失的蠢举，退路被断，只有迎难而上了。

　　大豆现货价格是涨了，但上涨的幅度并没有像期货那样大。这意味着空头如进行套利交割仍有利可图。于是，组织交货便成了空头的当务之急。要问这一阵子谁最忙，自然是他们，必须赶在最后交割日(5月28日)之前将货物入库并办好一切手续。而交易所的交割部还有交割仓库也得跟着一起忙了。5月10日，可交割库存达到564040吨。一周之后的17日，又增加到725220吨。再隔一周的24日，又增加到830900吨。而最后交易日那天(21日)，剩余的未平仓合约为153174张，即单边为76587张，这意味着库存中的大豆已足够交割了。2002年5月28日之后，交易所宣布：5月合约的履约率达到100%。5月合约最终的交割结算价为2244元，《期货日报》在2002年5月29日报导说：5月下旬，黑龙江大豆运送大连的送厂价格已达到2100元／吨以上，加上交割的有关费用，与大连大豆期货价格基本一致。至此，令人心焦的5月合约终于落幕。其结局是：套利空头大赚了一笔，而投机空头则像牙膏一样被多头挤掉。据说，在正常交割之前，已经有15万吨的大豆进行了提前交割，这样的话，多头实际上接下了90万吨的大豆，占用资金高达18亿元。尽管现货价已有所上升，而且多头在虚盘上有所赢利，实际的接货价格并没有结算价那么高，可以说实际接货价与现货价差不多。但多头劳师动众之后，相当于按市场价买了这么多大豆，这真是名副其实的“胜而无利”！

　　没完没了的争论

　　大豆期货接连几年的活跃，对期货市场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其一，正是大豆成交量的快速增长引领着期货市场走出了低谷，不仅起到了改善期货经纪业原本恶劣的生存条件，也引起了业外人士的关注，提升了期货业的形象；其二，今年，期货成交金额可望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但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简单重复，更重要的是在运行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当初是绿豆唱主角而现在是大豆唱主角。绿豆的年供需量不过几十万吨，而大豆的年供需量现在是2000多万吨。同样的期货交易活跃，对应不同的现货市场规模，其运行质量及经济意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不难想象，如果这次大豆的多空对垒发生在绿豆上，演化成一桩惊天动地的期货“事件”是怎么也免不了；如果期货业在步入复苏之年又出了一“事件”，将期货再“抹黑”一次，势必会使政府“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的信心大打折扣；因而，如果说当初证监会休克绿豆时业内有好多人不理解的话，那么通过这一次大豆的平稳交割，应该能够体会出“扶大限小”政策必要性了。

　　期货交易与股票交易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当股票上涨时，舆论几乎是高度一致的表示满意，不会产生什么争论，如果交易火爆，交易量上升，市场会报以阵阵喝彩声。而在期货交易中，一旦产生这种情况，似乎更多的是招致指责和非议。尽管我国的期货交易量只有美国的几百分之一，然而得到指责和非议却远远地超过美国同行。大量的指责和非议主要来自于业外。然而，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隔行如隔山。由于业外的一些评论者对期货交易的规则、意义及变化并不谙熟，往往仅凭自己脑海中的一些残留印象，对期货交易妄加评论。有些媒体记者为了追求新闻效应，还将一些本来很正常的事情说成不正常，甚至采用危言耸听的手法，对期货交易进行抹黑。而业内人士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对这种来自于业外的“抹黑工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环绕着大豆期货交易产生的争论，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至少发生了三次。

　　第一次是去年上半年结束后，期货交易量的统计表明：上半年期货交易金额比去年同期增加近7成。引起了业外的广泛关注。一些原本对期货交易不屑一顾的财经类报刊也纷纷开始报导期货市场的情况了。大豆自然成了他们的报导重点。但是，由于一些媒体记者是临阵磨枪，仓促上阵，只会以期货整顿之前的眼光看待期货交易，因而在报导中，出现了不少歪曲性的说法。针对这些新情况，才成立半年的中国期货业协会专门组织了一个专家调查组，就大连大豆期货市场作了一次专题调查。2001年8月8日，报送中国证监会的调查报告正式完稿。该调查报告分为如下三个部分：一、近一年来大连大豆期货市场出现的新特点；二、对大连大豆期货市场特点的理论分析；三、对期货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其中的一部分的结论为：“就大豆单个品种而言，大豆期货交易机制基本形成，市场内在运行质量显著提高，期货功能的发挥较为充分，大豆期货试点已经取得成功”。

　　第二次是去年11月14日，大豆总持仓首次突破百万张时，不少媒体又刮起了一阵报导热潮。然而，报导之中所用的大都是耸人听闻之辞，诸如“大豆持仓直追半年现货消费量”、“多空囤积巨资对赌价格涨跌，市场风险巨大”、“转基因细则出台市场一方将面临11亿元之巨的风险”之类的报导比比皆是。还有人索性以“20亿元的豪赌”作为市场总评。在这些记者眼中，期货交易的成交量和持仓量都不能大，一大就意味着出事。对于这种哗众取宠且不乏幸灾乐祸式的报导，期货业的专业报纸——《期货日报》在2001年11月29日第一版上发表了署名“讷言”和“大成”的文章，文章的题目为《由大豆百万持仓说开去》。对上述的奇谈怪论进行了全力批驳，并且充满信心的认为“目前大豆期货交易情况是正常的，不存在联手操纵、囤集资金对赌的情况，市场风险也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个别期评人士对风险的惊呼可以说是杞人忧天”。12月14日，期货日报又在第一版上发了一篇“周末谈”，题目就叫《100万只是一个开始》。第三次是大连商品交易所2002年3月24日的杭州会议之后直至5月合约交割结束。杭州会议之后就有人在互联网上大发牢骚。发牢骚的人将大商所副总经理郭晓利说的“钱比货多就涨，货比钱多就跌”挑出，认为大商所视市场操纵不见，有意偏袒多头。而在最后交易日之后，各种财经类媒体进行的报导就更多了。诸如“疯狂的交割”、“成功的逼仓”、“交易的不规范性突显”等字眼大量出现。有的报导竟然还以某投机者在这波行情中的损失为例来证明交易的不规范性，似乎规范的期货交易就应该是大家都赢钱。还有报导猜测“70多万吨高标大豆可能喂猪”。而期货日报的态度则完全相反。2002年5月29日，是5月合约最后交割日后第一天，期货日报即在第一版上发表了“五月大豆交易顺利结束期市通过大交割量检验”一文。对5月合约的交易过程及结果作了完全正面的评述。文章说道“去年国内大豆在大量进口大豆冲击下，市场价格低迷，东北主产区大豆销售不畅，积压严重。如黑龙江作为我国大豆主产省，去年生产大豆450万吨左右，到今年初积压在农民手中的大豆还在100万吨以上。转基因政策出台后，随大连大豆期货价格涨势的确立，粮食贸易和加工企业开始积极深入东北大豆主产区采购大豆，推动了大豆收购价格不断攀升。黑龙江大豆产区价格最低时为0.80元/斤，而目前已升至1.00元/斤。按农民平均1斤大豆多卖0.10元计算，黑龙江当地豆农因此而增收上亿元。据统计，在S205合约上交割的76.5万吨大豆中，有一半以上是从黑龙江产区农民手中直接收购的，仅此便为农民增收数千万元”。“一些国有粮食企业抓住机遇，通过期货市场实现了顺价销售。黑龙江北大荒粮油经销总公司将手中储存的6万多吨平均收购价1950元/吨左右的大豆，在S205合约上以2120元/吨的均价进行卖出套保，扣除各种费用，该企业获得利润900多万元。对南方榨油企业来讲，不少企业为降低加工成本，也通过在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回避了大豆价格上涨的风险。如南方某大型大豆加工厂为避免加工中断，陆续在大连期货市场买入大豆10多万吨，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转。南方榨油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将其作为避险和原料供应渠道，直接推动了其对国产大豆的消费，使国产大豆不出关、不过江的局面得到改善，国产大豆消费以此为契机开始向南延伸，抢回部分失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交易所没有采取任何临时性调控措施，市场按自身运行规律运行，直至交易顺利结束，且市场气氛平静，投资者没有出现任何过激行为。这说明，历经风雨洗礼的大商所在风险管理、市场监管、交易规则等方面承受住了市场风险的考验”。无论怎么评说，基本事实还是清楚的。第一，这一次的交割量在中国期货市场上是史无前例的，但如果与美国的一些期货交易所的交割量相比，也算不了什么。简单地将巨量交割与逼仓等同起来是没有道理的；第二，行情的跌宕起伏以及巨量交割是有原因的，那就是转基因政策这一外来刺激源；第三，这么大的交割量，如果发生在期货业整顿之前，早就弄得无法收拾了，然而这一次却平稳的收场了，这说明期货业的整顿还是很有成效的。至于在这过程中有一些噪音，也属正常。因为期货业在我国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孱小的行业，在她前进的每一步中，不仅仅会有鲜花，也会有毒刺。(作者为东银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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