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养老保险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访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袁志刚

　　本报记者张小也

　　袁志刚，1958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在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获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记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您刚刚完成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进修，专题之一是养老保险问题，能不能请您简要谈一下您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外先进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袁志刚：首先我们来谈美国的养老保险。美国理论界对养老保险研究得比较多，其中一个著名代表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马丁·菲尔德斯坦教授，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一直对养老保险进行跟踪研究。美国目前实施的养老保险体制是现收现付制为主，附加个人基金制的体制，菲尔德斯坦认为这种体制要逐步过渡到以个人基金制为主的体制，理由是美国战后四十年以来资本市场的平均报酬率为8.5%左右，现收现付制只有3%多一点，存在约5%左右的缺口。在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养老负担也越来越重，现收现付制面临着巨大的清偿风险，难以维持平衡。如果养老保险继续保持现收现付制，不至于产生清偿风险，有三种途径，第一是就业人口养老金交纳比例上升，第二是养老金替代率下降，第三是推迟退休年龄。就业人口养老金交纳比例上升与退休年龄推迟可以增加养老基金的数额，替代率下降可以降低养老金支付负担。如果现收现付制转为个人基金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缓养老金的赤字。与美国相比较，欧洲实施养老保险的个人基金制同样重要。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劳动力自由流动加快，劳动力到其他国家就业，如果个人养老基金不能随着走，将大大阻碍劳动力的流动。

　　记者：那是不是说，中国的养老保险也要从现收现付制向个人基金制转变呢？

　　袁志刚：从长远来说是的。但是就目前来说，中国的养老保险还很难从现收现付制向个人基金制转变，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首先，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储蓄人群中的主力是40至60岁的年龄段的人。在美国储蓄主力也是这个年龄段的人，这些人主要是战后出生高峰期出生的。相对来说，美国的储蓄率要低得多，实现现收现付制向个人基金制的转变，能提高美国的储蓄率。而中国不然，中国既有的储蓄率已经很高，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城市家庭的负担率较低，储蓄率居高不下，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如果马上实现个人基金制，储蓄率将进一步提高，这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不利影响。其次是中国金融市场问题较多。目前是空账运作，账户中并没有钱。因此目前中国实施的还是现收现付制。如果个人账户中有钱的话，也会出现问题，主要是这笔钱不存在投资出路。这笔钱存起来也是问题，以后可以考虑到国外去购买收益率较高的债券。当时日本养老金的相当部分就是买了美国的债券，利用当时美国经济增长迅速，获得的报酬较高。第三就是转轨成本特别大。所有上述因素导致现收现付制向个人基金制转轨，在实际操作中还很难。

　　记者：那您看在什么情况下中国现收现付制能实现向个人基金制的转轨呢？

　　袁志刚：现收现付制向个人基金制转轨的关键在于寻找一个最佳时机，使转轨的成本最好在较长的时间内分摊解决。具体可以考虑中国在两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时，可以通过养老金征交面的扩大来减小转轨过程中的成本与风险。如果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就可以通过制造业的兴旺发达来实现征交面的扩大。目前中国可以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争取成为“世界工厂”。只有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把这些人吸引到城市里，就可以通过征交比例的扩大来解决养老保险体制转轨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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