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浙江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97774992.0000	43.3300
2	浙江天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3040000.0000	10.2100
3	浙江中大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288973.0000	4.5600
4	中证公司			 2362400.0000	1.0500
5	东大科技			 1600000.0000	0.7100
6	陈保勤		      1202688.0000	         0.5300
7	丁桂花			1202688.0000	0.5300
8	章桂香			1190160.0000	0.5300
9	恒发经发			 1074860.0000	0.4700
10	周雯		      902016.0000	         0.4000 

　　(陈葆勤和章桂香都不承认自己拥有这部分股权)

　　“浙江东方”，沪市最“抗跌”的股票之一，有股评称之为“东方不败”。不经意间“浙江东方”的一个秘密被发现：一批数额巨大，权属不明的职工内部股的存在。这批股票的来源、用途、对二级市场的影响，构成了“东方不败”的悬念之一。

　　□本报驻沪记者杨海鹏

　　三名神秘股东

　　如果不是接了起股票官司，杭州律师郎立新是不会花那么大的精力琢磨“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告的。这起官司打了一年。直到半年前在杭州上城区法院一审败诉时，郎才突然发现对手的一个大破绽。

　　问题出在“浙江东方”的上市公告书上。在公司列举的十大股东中，排位七、八、九的是三个自然人：陈保勤、丁桂花和章桂香，分别持有“浙江东方”24万股、24万股、23.75万股。

　　按今年初的市价，她们每个人手中的股票价值都是2800万左右。“当时12位董事监事持股之和只有33.2万股，是她们之和的一半不到。”郎起初还以为她们的股票是二级市场上买的，但后来发现他读的是“上市公告”，发布时距进入二级市场还有3天。

　　作为自然人，她们不能持有法人股；那时公众股还没有发行，也不可能在市场吸纳；那么她们持有的只能是职工内部股。

　　她们每个人的持股量都是“浙江东方”董事长刘宁生的4倍。“浙江东方”上市同期的232个职工中没有她们的名字。而内部股却是向职工定向募集的。

　　年轻的郎律师无法想象：这样一份“上市公告”，竟然可以顺利通过律师、会计师、上市推荐人等等程序顺利发布，而且4年来没有人质疑。

　　她们是谁？郎开始的估计是一些高官的家属。但他的当事人、前“浙江东方”职工周骏健得到的消息是，她们是“浙江东方”证券部和财务部人员的家人。

　　5月底，通过杭州市公安局的“常住人口信息数据查询网络”，记者查到她们的住址，并通过户籍资料证明了她们与“浙江东方”的关系。

　　陈保勤在杭州只有一个，是一位湖南来的青年男性，与记者寻找的对象身份不符。记者注意到在“浙江东方”2001年年报中，有一个“陈葆勤”，估计“陈保勤”是后者的讹写。

　　这个陈葆勤，64岁，是杭州第二织布厂的退休职工。家住杭州西湖区武林巷。与她户籍在一处的，是她省公安厅退休的丈夫邹正林，还有女儿邹涛。邹涛登记的工作单位是“省针织品进出口公司”——这家公司就是“浙江东方”的前身，职业是会计。

　　5月30日上午10时，记者走进曲折破陋的武林巷，在巷道深处一幢青灰色旧楼的二楼，拜会了这位“千万富婆”。陈两室一厅的家没有装修过，家具简陋。她老伴儿身体有病，用纱布和夹板粗粗地固定住颈部，一口一口喘着气。陈像是看出记者的来意，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记者：(拿起“上市公告”)上面那个“陈保勤”是您吧？

　　陈：(没有细看)是。

　　记者：您当时出了多少钱买这些股票？

　　陈：(沉默不语)记者：您知道这些股票现在值多少？告诉您是近3000万。

　　陈：(一脸惊讶)记者：这些股票还是您的吗？陈：不是，是我女儿公司的。记者：您自己做股票吗？陈：做的，很小很小。记者：是不是用这个账户？陈：不是。记者：那么您做不做“浙江东方”？陈：(沉默)与陈葆勤一样，现在仍在“浙江东方”十大股东之列的章桂香，也曾被“浙江东方”讹写为“张桂香”。她69岁，退休前曾是杭州第一棉纺织厂的党务干部。家在杭州积公桥朝晖二村。

　　章桂香对记者异常警觉，隔着铁门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您有几千万股票对吧？上面有您的名字。

　　章：这东方公司晓得，你问他们去。

　　记者：东方公司与您什么关系？上面有您的名字，我当然要问您了。

　　章：你还是问东方公司去。

　　她的女儿是“浙江东方”证券部的戴晓萍。“十大股东”中的另一人是丁桂花，50岁，住在东风杭州汽车公司轻型车厂。这家厂在离她家近20公里的余杭。记者到余杭后，才知道丁已经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到丁家所在的王马巷时，记者没有办法“骗开”她家的门。她的丈夫叫郝安安，在“浙江东方”干会计。一位“老东方”劝告记者，郝是红军子弟，人很老实，“不要让他有太多烦恼”。

　　这些“挂名股东”有多少？只有在得到“浙江东方”的股东名单后，才可能梳理清楚。而股东名单只有“浙江东方”和证券交易登记中心才有，因为涉及隐私，不属规定必须公布的内容。

　　职工内部股成为上市公司小金库

　　5月31日，新任公司总经理不久的杨建新，主动邀请记者到东方公司采访。

　　杨向记者承认，在上市前，“浙江东方”曾动用资金购买了一些职工内部股。而且，挂名的账户不止这三个人。

　　根据东方公司的简介，该公司于1992年进行股份制改造，经浙江省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批准，由浙江省针棉织品进出口公司独家发起并向社会法人和内部职工定向募集股份，共募集内部普通职工股1639.5000万股，1997年7月2日，浙江省证券委员会批准公司以2∶1的比例缩股，职工内部股为619.75万，另外占用了200万社会公众股上市指标，变为819.75万股。

　　这800多万股显然并没有全部分给职工。

　　据东方公司内部人士介绍，1993年9月，公司分了次股票，232名职工每人8000股(相当上市时的4000股，上市前曾缩股)。后来，又根据级别、贡献、年资分了一次，正科级可以拿30000股(上市后相当于15000股)，以上市时职工内部股819.75万为基数，如何分都会有巨大的差额。

　　公司控制一部分内部职工股用于上市“方便”，几乎是证券业公开的秘密。一位在东方公司人事部工作过的人士说：公司上市后他到某省直机关公干，干部们向他打听“东方公司”分红计划。他才知道他们手中有“浙江东方”的股票。

　　几位东方的老经理给记者算了笔账。他们的结论是在“浙江东方”上市时，由公司控制未在职工中分配的“内部职工股”仍在300万股到350万股之间。其中包括上市前从离职辞职职工手中回购的近50万股。

　　据说来自公司证券部门的一种说法是，当时他们想把这些内部股挂在职工持股会名下，或者没有分股权的直属工厂名下，但证券管理部门不同意，因为这样不算募集完成。于是，出现了类似章桂香、丁桂花这种挂名股东。

　　股票上市后，经过二级市场几年的运作，股价一路飙升，目前每股在市场上的价值已是发行价的70倍左右，这批权属不清的几百万股股票，成了一笔数额巨大的资产。

　　“浙江东方”高层控制了这些资产。杨建新的说法是：我们高层不会私分，我们会用于对职工的奖励。

　　刘宁生在回答一些老职工时，据说也是这样保证。

　　被捆绑的内部职工股

　　另外几百万已分到职工名下的内部职工股，实际上大部分也控制在公司手中。

　　“浙江东方”的内部职工股中有200万股是1997年上市流通的，其余是三年后正式上市流通。1997年12月上市时，公司下命令仅允许每个职工抛4000股。

　　退休中层干部汪挺中说，剩余的股票都交由公司证券部统一管理。

　　职工李明国(化名)：“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股票什么时候抛的，什么价位抛的，上边给多少算多少。剩下多少，也是证券部说了算。”

　　在他提供的一份职工与证券部间的协议文本中，记者找不到一般理财协议中的“限价约定”。“在职工代表大会上，领导说过，有些户头上抛的价低，有的价高，因此为了摆摆平，就按一个统一的价格结算。”

　　2000年底，职工股剩余部分上市时，公司强制规定，每人最多只能抛68%。为了让大家少抛，公司将少抛与考评、奖励、升职结合。几位“老东方”给记者讲了个真实的笑话：一个分公司的副职干部只抛了10%，因为上面有人答应把他扶正。结果，官没有升上，想起钱就心疼。于是跑到领导那里大吵大闹，领导一句话，给他一个新比例，按最高价结算。像是钻了时空隧道，跑到几星期前的股市进行了一次交易。

　　有人开玩笑说：在“浙江东方”内部有一个“股票登记中心”和“股票结算中心”。

　　今年元月，公司的退养职工老应的孩子要出国读书。此前，他已经分五次从公司领过70万，自己那一万股原始股也差不多了，就想把剩下的股票抛掉，给孩子当盘缠。他就跟刘宁生说。刘答应后，公司就把他的账户从上海转到杭州。但拉卡时，老应吓了一跳，他的股票总量基本上没有动过。他抛了股，拿走100多万。

　　事情被公司知道，马上要求他返还此前分给他的70多万，说那些钱是他的“不当得利”。

　　“他们威胁都要动用公安了。”老应说。他也请了郎立新当他的律师。郎自认成竹在胸：因为如果“浙江东方”要诉讼解决，举证是件麻烦的事。要举证就需要老应账上进出的交易记录，搞不好会把自己的尾巴露出来。

　　虽然，郎代理的前一起状告“浙江东方”的官司二审败诉未久，但他确信，挂名股东的发现，已使这间上市公司受了严重的内伤。

　　因为此前，东方负责人一再向一些要求落实政策的老职工，否认公司手中流通股的存在。

　　他认为，这些事已经让人觉得“浙江东方”有操纵自己股票价格的明显迹象。

　　在许多股评中，“浙江东方”多被认为没有理由维持如此高的价格，虽然她一直有好的业绩和不少炒作题材。

　　东方不败

　　证券部与财务部是“浙江东方”的特权部门。李明国(化名)说：他们的分配，普通科员可以比照主管。

　　几年前，一个好赌的会计曾经与自己的叔叔串通，用一张建筑发票，冒签了工地领导签名，在财务部领了张6万元的现金支票后，到银行兑现。公司报案后，公安抓住了这叔侄俩。但公司旋即又将他保了出来。“本来还不想开除，只是群众意见太大才离开，而且是带着股票走的”。李说他的股票，值两三百万。

　　李说，惟一的理由是他知道太多的秘密。

　　股市对“浙江东方”的一个定义是“长庄大牛股”。对于有关“浙江东方”与庄家联手造市的传言，其总经理杨建新予以否认。杨说，他们手上的职工股票是在南京一家券商机构买卖的。他们提供不少优惠条件。但记者问起这家机构的名称，杨说“记不清了”。

　　杨坚持说：“在那些账户(指虚名账户)上，我们只有适时卖出，没有买进。不会操纵股价。”

　　但杨的说法与公司历年的年报中报透露的信息不符。

　　比如陈保勤在1997年年报中持股量一个月上升了10000股，持股比例较上市公告时增加了0.02%，为0.50%。其间没有送配股。除了在市场上买进，别无他途。1998年，她落在持股比例0.49%的娄海红(排名股东第十位，前十名大股东中惟一的自然人)之后，排名不详。然而在2000年年报中，陈保勤与章桂香又跃进前十，持股比例达到0.53%。

　　819.75万股内部职工股，占“浙江东方”总流通盘的近45%。在股市上，如果拥有这一比例的一半，就可以轻松控制一只股票。而这819.75万内部职工股的大部分显然控制在上市公司手里。

　　无论如何，“浙江东方”现在的态度是避重就轻，仅仅承认“用公司的资金购买职工股”，“使用挂名账户”。理由是要给公司新进人员和骨干业务员给予奖励；进出口行业竞争激烈，不这样会被挖角。

　　“如果股票都交给职工，他们每天的心思都不会在工作上。由公司帮他们抛，他们也省了力气。”杨建新说。

　　记者说：“公司在二级市场出卖自己的股票，与普通股民信息不平等，难免损人利己。”

　　杨建新说，就挂名股东问题，他们已向证监会汇报检讨。不久后，就会有整改方案。但在记者要求提供报告时，却被他拒绝了。证监会正在就“实名制”对全国上千家上市公司进行巡查。

　　在5月下旬，因为听了市场上不少“庄家出逃”的传言，几位“老东方”分两次找刘宁生，想讨回自己名下的股票。他们与证券部的委托协议早已到期。

　　但他们怎么也讨不回来。他们转述负责人的话：是老职工，更要服从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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