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沪记者马凌

　　如果外企上市的目的仅在圈钱或者发起人股流通，则对国内资本市场会有很大的负面作用，亚洲金融风暴就是教训。

　　可能出现“蛇头咬蛇尾”的恶性循环

　　《南方周末》：日前举行的上海证交所第三届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提出，今年会重点研究外资企业上市问题，而在此前的上海市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和政协上海市九届五次会议上，您提出了关于抓住外资企业上市机遇，促进上海资本市场发展的建议。外企进入究竟会对国内的证券市场造成哪些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朱荣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本市场和国际接轨的对外开放是任何一个开放型经济的国家都必然要经历的，尤其是目前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融入世界资本市场。

　　我们资本市场上的优质资产太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量的外资企业仍然徘徊在我们股市门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资产质量相当好的企业，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呢？

　　放进来，可以改变我们股市优质资产和劣质资产不平衡的状况，可以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的规范化，还可以改变上市公司的结构。目前国内上市公司的结构状况是：从产业来看，主要以工业、制造业为主；从所有制来看，以国有经济为主。目前外资企业的总量与已上市的外资企业总量不成比例。

　　当然，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后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带来风险，而且效益、效率越高，风险越大。没有开放之前，主要是国内自身资本市场的风险，放开之后，就是同国际资本市场的风险“一体化”了。

　　《南方周末》：这种风险有哪些？为什么有这些风险？

　　朱荣林：比如外资企业利用国内的资本市场，借股票流通，圈钱套现，就是所谓的“外资利用中资”。如果外企上市的目的仅在圈钱或者发起人股流通，容易造成短期资本充斥资本市场，将对国内资本市场造成很大的负面作用，亚洲金融风暴就是教训。因此我们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做充分估计，而且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归根溯源，风险的原因在国内。

　　因为国内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关系是扭曲的，主要表现在行政干预过多。比如银行的很多动作都是政府指定的，银行对政府的依赖很大，这直接影响到股市。

　　另外，政府监管职能错位，这表现在：第一，不是向投资者———股民倾斜，而是向筹资者———上市公司倾斜。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第二，没有将监管重心放在鼓励资产重组，而是把资金筹措放在首位。

　　原生品的不规范，必然导致衍生品的不规范。股票市场不规范必然导致基金市场、期货市场的不规范，从而造成国内资本市场的脆弱。隐患在于，这样容易造成“蛇头咬蛇尾”的恶性循环。即本意是要引进先进的机制、外部力量，改变我们上市公司总体结构，推动股市发展，可是一旦引进不当、监管不力，再加上国内股市的不完善，反而会被部分外企钻市场空子，加剧股市的不规范程度。

　　化解风险的几个路径

　　《南方周末》：如何才能回避这些风险？

　　朱荣林：首先是在选择上市的外企时，要看其是否具备诚信、规范和优质等要素，其次要严格规范其进入的程序和条件，最后是监管到位。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在企业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募集资金项目上把好关，做到发行前慎重审批，发行后从严监管，在实践中谨慎处理好外资发起人股份流通以及转让等问题，确保外企上市质量和效果。

　　另外，还要注意引导上市外企走向资产重组。因为引进外企一个重要目的是推动股市走向规范化，而一个健康规范的股市的特点是：资产重组为主，资金筹措为次。西方企业筹措资金，首先是到债券市场。正常情况下，债券市场是融资的第一选择，股市其次，银行最后。而在国内，是银行第一，股市第二，债券市场第三，这显然是有悖常理的。

　　再则，我们引进外资，要注意其结构和质量。

　　外资进入的领域，应该符合我们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不能总是在制造业转圈子——即便是制造业，也有结构问题，比如传统的和高科技的。另外，外资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我们要将其消化，并且要在此基础上创新，才能为我所用。在日本，每引进1元钱资金，就要配套7元钱用于消化吸收，而在国内引资领先的上海，每引进1元钱，配套仅0.5元左右，怎么消化创新？具体谈到证券市场就是，我们对外资往往只注重其资本扩容的短期效应，而容易忽视其推动资产重组的长远目标。

　　外企上市的隐性障碍

　　《南方周末》：自去年11月外经贸部和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后，外资企业上市已经基本没有政策障碍，但为什么迄今为止，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外企上市的案例仍旧很少，外企上市面临哪些障碍？

　　朱荣林：我国企业上市过程是非经济、非市场性质的。如果是市场性的行为过程，就不会有外资内资、国有和非国有、工业和非工业的巨大差距。以行业分布为例，目前国内上市公司明显以生产制造型企业为主，而生产型企业，亏损往往最严重。这反映了我们的指导思想偏重于制造业。事实上，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我们根本就不用怕外资进来。

　　所以说，虽然在理论上，外企上市已经没有明显的政策障碍，但在操作中由于非市场性行为的存在，实际过程中存在很多隐性障碍。比如上市公司的审批环节，哪些可以上，哪些不能上，是否完全保证公平竞争？事实上我认为，上市与否应该是以资产质量、运营业绩以及诚信程度为惟一标准。不管它是外企还是国企，制造业还是服务性企业。我们必须看到一个现实，现在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异，小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异。所以经济效益大小，并非取决于行业选择，而在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南方周末》：对于外企首先在A股还是B股上市的问题，不少业内人士均认为，相对于B股市场来说，A股市场外资上市的风险更大。他们更倾向于首先把B股市场作为实验田，您对此怎么看？

　　朱荣林：让外企在A股上市，至少在目前不太可能，也不太合适。中国的股市虽然已经有10年历史，但目前看来，规范的程度不尽如人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是谨慎为好。还是那个老问题，我们的监管职能和力度不到位，如果放外企直接进入A股，冲击太大，成本和代价过高。

　　应该说，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资本市场，风险系数是相当大的，因为其本身的金融体制不完善，监管水平较低，市场机制脆弱，一般不宜过早开放。但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对中国经济形成了一个“倒逼机制”，世界贸易组织的外力超过了我国制度创新的自主力量，不得不加快前进步伐。长远来看，资本市场必然会开放，股市必须和国际接轨，但短期内必定会有一个磨合和阵痛期，而这个阶段的长短，将取决于我们制度创新的勇气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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