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对亿万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经过15年漫长的努力和等待，中国终于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有人把这一事件和二十多年前吹响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可能是过于夸张。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事件本身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以至于中国的未来将会带来多么大的变革和多么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经济晴雨表资本市场，其敏感度决定着它将最先刻录下这一历史性转变。这将到底是什么样的转变？本栏目记者专访了世贸专家、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周汉民先生。

　　记者：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正式的成员了，那么可不可以说，中国的证券市场和证券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今后应该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看它？

　　周汉民：我认为，是的。中国证券业必须与世界证券业的发展趋于同步。我个人总结，世界证券业的发展，有几个趋势很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个趋势是从市场层面上说，非常强调全球化，强调自由化和证券化。从结构来说，它的内容是趋同的。第二个从技术层面来说，它的交易的是电子化的。我认为最需要强调的是制度层面，因为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规则同样对证券业有直接影响，这里最主要的一个规则就是《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相关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金融服务自由化协定》就是规则一体化的集中体现。所以今天整个世界证券业的发展，如果从它的范围来说是全球范围，如果从它的运作来说，它是全天候运作，如果从它的形式来说，它是无纸化交易，如果从它的技术层面来说，它非常注重网络和互联网的影响和作用。一句话，中国的证券业从今往后将往世界证券业发展的方向逐步迈进，而这逐步迈进对中国来说是个好事，原因是中国融入国际，主要是与国际规则接轨。

　　记者：从现在开始中国入世对外承诺的条款已经开始实施了，在这之前，体现在证券业方面，一些中外合作基金的运作已经进入到实质性阶段。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中国证券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它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周汉民：我想是这样，从一个行业的开放来说，我们的承诺是一系列方面的，首先是原则承诺。世界贸易组织最重要的原则有四个方面，即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原则、市场准入原则以及透明度原则。就证券业来说，涉及到两个原则，一个就是国民待遇原则、还有一个就是市场准入原则。从国民待遇原则来说，取得我国境内从事证券活动的这些机制，有机构、有企业、有组织，它已经是存在的，它就和我们本国的证券服务提供者应当享受相同的待遇，这相同有个范畴，比如投资品种可以相同，比如投资数量是可以相同的，比如投资的比例方面也是可以相同。而更重要的是准入原则，也就是我们开放什么？我认为开放有这么几个明确的意思：第一个是要确保在中国的外资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取得证券服务资格方面应当享受最惠国待遇。这是最惠国待遇在准入方面的表现，其实是两个原则并行了，就是最惠国待遇和市场准入原则一起适用。与此同时，要允许外国的证券服务者在中国设立机构并取得开业权，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准入原则，第三，我认为最核心最要害，就叫确保外资证券服务提供者在我国境内提供我们中国目前暂缺的我们成为任何形式新的金融服务。

　　记者：这一点是否对中国的证券业来讲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

　　周汉民：我认为是巨大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何为新。主要是指它的服务方式新，服务的领域新，服务的工具新，那么很坦率来说，中国证券业的发展是刚刚过了十年有余的阶段，但仍然处于发轫阶段，我们还有林林总总的问题，矛盾和困难，这个时候，我们做这样一项承诺我相信，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外资进入中国证券业的空间，但是我们这个承诺也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的规定，我认为我们的时间表非常清楚。为的是减少振荡，稳步推进。从中国入世的第一天开始，外资可以在中国的投资基金与证券公司当中占有三分之一的股权，具体讲，百分之三十三的股权，这是从入世开始的时候，

　　记者：从基金业开始开放，是吗？

　　周汉民：没错，与此同时，允许外国证券机构在证券交易所的设立的特别席位来直接交易B股，这是我们 作出的第一步骤的承诺。第二步骤的承诺，那就是入世的三年后，外资入股中国的投资基金公司，他的股权可以从目前的33%上升到49%。到2004年，我们进一步允许外国公司可以直接投资内地的证券公司，第四步，在中国入世的五年之后，即2006年，外国的投资者将被直接允许投资国内的市场。我们国家这一开放，就要做出承诺，它是国家庄严的国际义务，履行这一义务已经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保留，更不能撤回我们的承诺。所以中国的证券业，从我刚才提到的原则承诺，具体承诺，时间过渡三个方面，要充分体会并把握外我们中国证券业开放的时间表、并把握我们可以转轨可以国际进行合作的方向。

　　记者：可以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个过程，中国的证券业即将和世界上强大的证券巨头在同台进行表演，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国内证券公司规模都比较小，那么如何来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呢？

　　周汉民：刚才你讲的是一个客观实际情况。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券商接近一百家，而中国的证券营业部已经有两千六百家之多，但是我们的确是小而不全，大而无当，这是个客观实际，因为我们国家的投资银行，20家投资银行目前的资本加到一起，还没有四十五亿美元，不及野村，那和第一名的美林相比，那就是可能十五分之一都不到，因为美林证券的资本已经是七百多亿美元，所以我们证券业的竞争里是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奋起直追。我认为，奋起直追有三个举措是十分需要我们关心的，比如说，一个方面，与我们目前银行、投资、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现状相比较，与我们进行充分竞争的外国同业，尤其是美国的，他的混业经营集中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和保险等所没有的优势，所以首先，他就是大而全、大而强、大而精。这一条，启发了我们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分业经营这种模式还准备维持多久，是否有利于中国金融界的整合，提出了严峻严峻的考验。

　　记者：有没有必要做一个全行业的整合？

　　周汉民：没错，这是第一。第二个原则，我认为竞争非常之大的就是我们内部的管理机制，尤其是风险管理的能力。我们自我监管的能力普遍比较低。第三，我相信每个人都提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人才问题，我们的人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培养国际化的人才。

　　记者：我们知道你以前是在高校任教，多年来一直从事的是国际贸易的研究，对世贸组织可以说一直有自己研究的心得，后来又去政府任官员。人们常说，入世之后，政府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在这点上，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受到挑战呢？

　　周汉民：我相信这个挑战是每一位政府从业人员都经历过的。比如说，过去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来说，他所掌握的资源是整个社会运作中最大的资源，因此人们把政府视作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全能政府，但是，入世之后，一定要把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改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对社会所负的责任是有限的，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行政。我认为，依法行政这一要求就直接了当地提出了。

　　记者：能不能结合你自身的情况来介绍一下？你自己现在需要作出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周汉民：那很简单，就是说，我进入政府十五、六个月，但这十五、六个月是从一个学者向政府公务员的过渡，但这个过渡尚未完成，便马上面临中国入世这一严峻的挑战。以我个人而言，第一步，应当非常清楚地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予以基本把握。第二，我分管的工作，在浦东新区，它包括了教育、卫生、民政、体育，这些领域，其实这都是在入世以后，原则上需要向外资开放的，它不是一个纯社会发展，它是社会发展和经济的互动。我也分管陆家嘴，也分管外高桥。陆家嘴是国际金融贸易区，如何让它在世界上得到一致的公认，一直的好评，而外高桥是保税区，如何从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轨，我认为我的任务十分之重，也就是说既要按照中国既有的法律来行政，又要通晓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使国内的规定和国际的规定能够吻合，最大程度地既保护我们的民族利益，又能够与世界的规则、潮流、趋势相吻合。我认为这个挑战是很大的。

　　记者：刚才您提到陆家嘴和外高桥这两家著名的上市公司也都是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应该说您对上市公司的运作也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么在入世这样一个背景下，你对上市公司什么样的忠告呢？

　　周汉民：我认为，上市公司它首先必须把自己的经营范围定的恰如其分，就是说经营范围必须符合这一公司本身成立时候的初衷。上市公司也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第二，上市公司必须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我认为很重要的是管理科学的问题。第三，上市公司在中国入世的时候，他一定应该考虑到，我的形象，不仅是一个中国的品牌，还应该是国际的品牌，那就要找到国际战略同盟。如果有必要，应该欢迎国际资本进入过去国资主导型的上市公司，也就是说，我们让出了一定比例的股权。但其实我们走入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资本合作，为的是管理合作，管理合作，为的是技术创新。总而言之，中国入世，任何领域，包括证券业，创新是根本，创新是灵魂。

新浪闪烁短信，闪亮登场，传情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