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义伟

　　20世纪90年代诞生的中国证券市场，虽然总体表现是不断成熟、规范和发展的，但是，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少。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交错中，从2000年开始，证券市场的各种黑幕、弊端加速浮出水面，并由此引发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原本不为外人所熟悉的两派经济学家以壁垒分明的阵营和尖锐对立的观点出现在公众面前。

　　来自香港的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先生无疑是中国证券界的重量级人物，但是，在这场针锋相对的争论中，人们似乎很难将它划归哪一派。他几乎没有对这两派的争论发表自己的见解。

　　他在做什么呢？

　　今年9月，梁定邦接受国内某新闻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回首将近3年的顾问工作，自己感觉好像是在播种子。

　　事实的确如此。一般人很难掌握梁定邦的行踪，只是经常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梁定邦出现在内地各个城市，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发表观点。

　　除了到各地参加会议，梁定邦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大学里授课。从1999年到2000年，梁定邦在北京大学以每月一课的方式，就证券市场的重要问题连续进行了8个月的讲座。

　　这些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讲座，因为每次讲座的时间长达五六个小时，而且，梁定邦还就每次讲座的课题广泛收集专家、学者以及部分学生的论文，最后，梁定邦的讲课记录加上这些论文，汇总成一部长达1300万字的巨著：《中国资本市场前瞻》。2001年12月，该书面世。《中国资本市场前瞻》的出版使得梁定邦的播撒工作有了更多的受众。

　　这就是梁定邦所做的工作。在记者看来，梁定邦更像一个虔诚的、不厌其烦的传道者，在证券市场违规盛行、好人不得好报的大背景下，到处行走，每到一处就一遍又一遍地告诫人们要做好人、要关注绩优股、要有长远投资的理念。

　　因此，我们关注梁定邦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观点，比关注他本人的身世与生活更重要。

　　一分为二评说证监会

　　在《中国资本市场前瞻》一书的发行会上，北京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表示，现在流行“私下吐真言，公开讲假话”，他希望中国的证券市场早日形成讲真话的机制和风气。张维迎同时小小地幽默了一下，他说，在西方有时候也会被迫说一些假话，比如参加一个晚宴，虽然饭菜不合胃口，但还是要对主人说d e lic iou s(味道好极了)。当然，话虽这么说，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句客套话。

　　随后梁定邦讲话，他说，自己身为证监会的顾问，并没有官职，因此讲话更有自由度，当然，有时他也会说一些d e lic iou s之类的话，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些只是客套。

　　梁定邦话虽这么说，但是在记者看来，他的一些话，还是道出了外人不知道的秘闻。不过由于梁定邦本身所具有的“局外人”的身份，这些话在中国股民听来不是那么解气和痛快，但是，对于一些局中人来说，肯定不是顺耳的。

　　比如，在谈到《证券法》的制定过程时，梁定邦透露，这部法律并没有授予证监会应有的调查权力，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监管机构相比，中国证监会的调查权力显得非常弱。梁定邦说，这其中关键的原因，乃是因为在1998年年底的时候，立法者对当时的证监会缺乏信心，认为他们黑箱操作，所以不愿意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梁定邦说，虽然他知道《证券法》里授予证监会的权力太小，但是了解到原因后，就没有提出异议。

　　相信梁定邦这样的话，传到1998年在证监会掌权的官员耳朵里，肯定不那么受用。

　　即使是现在的证监会的工作，梁定邦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的。他说：“当前市场对增发新股持有异议。公众对公司能否按照预期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钱流向何处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一些增发公司能圈一笔钱就圈一笔，甚至可以说，国内普遍的心态都是这样，今天有了明天还不知有没有？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整体上对法规、监管制度能否平衡和持之以恒信心不足的表现。”“当然，这些都是市场发展初期的现象。监管部门今后行政还会更透明、随意性更小，按法律轨道来办事，这样市场心态才会更踏实。虽然现在这些做得还不够，但可以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证监会的颜色在逐渐变白。”

　　虽然梁定邦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证监会在变白，但是谁都明白，和白相对应的是一种什么颜色。这本身也就表明了梁定邦对证监会的基本判断。

　　当然，梁定邦绝非简单的愤世嫉俗之辈，他很清楚有些事情只能慢慢改善，所以他说，这几年监管部门工作的透明度逐渐提高，尤其在上市工作方面的透明度是较高的。新公司上市需要通过从80个委员中随意抽出的8个人组成的发审会，想“公关”太难了，而且发审委员们工作非常认真、敬业。

　　对于证监会的工作，梁定邦还提出忠告，他说，中国证券市场要大力促进形成“合规运作”文化。在这方面，证监会应该以身作则，不断加大透明度，把自身定位于服务机构，而非权力机构。梁定邦说，他在香港工作时，香港证监会的权力很大，但必须在法律依据和事实框架内行使。从去年海南凯立状告证监会的诉讼案中，他开始感到权力并不是无边际的，行政也要受到制约。

　　中国的证券市场，乱相频生是人所共知的。记者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应从中国证监会开始，只有证监会做到依法行政，减少暗箱操作，证券市场才有可能真正有规矩可存。

　　所以，作为证监会的首席顾问，梁定邦先生一方面不讳言证监会曾经给公众尤其是立法者造成的负面印象，同时他也在呼吁立法者给予证监会更大的调查权力，它同时也对外解释说，证监会已经认识到，如果不增加工作的透明度，不让立法者和公众放心，是不可能得到本应得到的权力的。

　　一方面不为证监会遮丑，一方面为证监会争取权力，一方面向公众解释证监会工作上的进步。梁定邦这样做他的顾问，其间的分寸掌握非常到位。

　　对券商、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忠告

　　几乎每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不管是面对什么人，梁定邦都不遗余力地呼吁中国证券市场要形成“合规运作”的文化。

　　他说，中国的证券市场要真正建立起“合规运作”的文化，需要监管部门、中介机构、上市公司等一起来促进。

　　谈到券商，梁定邦说，券商在做代客理财、承销、自营、投行业务时，各个交叉的利益难免会有冲突，这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制约制度，建立起共同遵循的职业操守。此外，证券公司还应提高在核准制下做保荐人的水平，承担起相应责任。

　　在将中国的券商和国际上成熟的知名券商相比时，梁定邦认为双方除了规模，尚有三个方面的差距，“首先，没有形成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制度。以美林证券公司为例，该公司一年给股东的回报率超不过15%，公司所有的成员就会与奖金无缘，并且股东要求公司利润的获得必须是‘合规运作’的结果，而非不择手段的违规所得。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因为它是上市公司，有一套透明的会计准则，并受市场认同。我们的证券公司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制度……其次，没有形成一套严格的风险管理制度。再次，不能很好地遵守职业操守制度。”关于上市公司，梁定邦的总体感受是有进展。许多上市公司改善了治理结构，提高了治理水平。证监会采用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谈话制，在一段时间内看，是不错的，但面对1000多家上市公司和不断扩容的队伍，监管者的这个任务显然太繁重。应把公司治理的责任真正落在管理者身上，对他们要有一套约束处罚的机制。

　　梁定邦特别强调说，上市公司必须树立起经济效益良好、市场认同的形象，树立起正当操作、对股东负责的形象。他举例说，香港红筹股公司2000年共筹资142亿美元，其中130亿是10家公司筹到的，中国移动一家就筹集60亿。有人发出疑问，中国移动的老总大部分时间在干吗？回答是，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同机构投资者打交道。梁定邦说，从这方面讲，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未来企业管理者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将用于与投资者沟通、联系，树立企业形象。

　　对于投资者，梁定邦有一句忠告，他说，尽管他无法推荐哪只股票，但他永远都会说，买股票就应该买这个公司的业绩和未来，而不要去追求短期的差价。

　　如何才能让好人得好报

　　在12月举办的《中国资本市场前瞻》研讨会上，梁定邦和北大的几位教授对中国证券市场目前状况的评价如出一辙：好人不得好报，坏人绝对得好报。

　　梁定邦说，现在证券市场有三个不正常的现象。第一，好多投资人买卖股票时，不看业绩，而是热衷于打探小道消息，最好是内幕消息，因为这样就会发财，而且确实发财了。第二，换手率高，说明投资人对股市的未来没有信心。他分析说，2000年，中国股市的换手率是5倍，是全球10大股票市场中最高的。第三，市场不追捧绩优股。他说，绩优股，不亏本、长得快、没有坏的消息、比较平稳，这些股，在其他市场里面，是投资的主流，是大盘的股份，但是，中国的股市不是这样。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证券市场将绩优的股票成为蓝筹股，有些专家还声称中国没有蓝筹股，或说蓝筹股不足10只、20只等等。对于这样一个说法，梁定邦表示不赞同。他说，蓝筹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如果说蓝筹股是绝对的，他同意中国没有蓝筹股的说法。因为中国没有一家上市公司好过IBM，也没有一家公司好过通用电气，甚至香港汇丰银行、长江实业。但是，梁定邦说，蓝筹股在中国的股市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封闭的市场，相对来说，肯定有一些股票比另外一些股票好，这种相对绩优的股票，市场里面肯定是有的。问题是，我们有什么方法把它挖掘出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导致市场的行为向其靠拢。

　　梁定邦说，要想让市场行为向绩优股靠拢，有两个方法。

　　首先，要制定相对客观的绩优的标准。绩优股是在市场中挖掘出来的，不是靠主观指定的。如果是靠一些部门指定，就会有上市公司找上门来做“公关”工作。梁定邦戏言，在这方面，某些上市公司的“公关”能力相当强。梁定邦说，有了一个客观的标准，绩优股被挖掘出来了，机构投资者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追捧这些股票，上市公司就会觉得，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公司业绩的提高上，是值得的。

　　其次，让国外的投资人进来，形成追捧绩优股的风气。梁定邦以台湾的例子进行说明。

　　他说，台湾股市在1993年之前，如同现在的大陆股市一样，换手率高，乱相频生，好人不得好报。为了改变市场风气，当时的台湾证监会力主开放外国投资者进来，但是台中央银行极力反对，最后双方进行了一次公开的电视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允许外国投资者进来。

　　梁定邦介绍说，国外的投资人进入台湾后，产生了两方面的好处。第一就是形成了追捧绩优股的风气。因为外国投资者不会去投机、短暂炒股，他们会经过分析，经过看公司本身的营业状况，发现值得投资的股票，才开始进场买卖。当时台湾的证券监管部门有一个做法，就是凡被外国投资者购买的股票，都要打上一个标记。每当有股票出现这种标记，所有的股民就知道这只股票被外国投资者购买了。这样很快就形成了追捧绩优股的风气。第二，由于当时的台湾还没有股票指数，国外投资者进来之后，他的业绩只能用国际指数来平衡，这个指数主要就是摩根史坦利指数。因此，当国外的投资者进来以后，摩根史坦利的指数里就有了台湾的股票，这不仅使台湾股市的影响力大增，同时使台湾优良的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得到空前的发展。梁定邦说，台湾现在有些公司是世界级的大公司，甚至进入全球500强，这与当年开放国外投资者进来是有直接关系的。中国如果开放国外投资者进来，也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资本市场的未来是光明的

　　梁定邦作证监会首席顾问快3年了，对证券市场的各种问题看得很透彻，关于证券市场的未来发展，他充满了信心，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未来蕴含极大潜力。

　　梁定邦说，在可预见的10至20年内，中国股市的增量资金将会源源不断。人口结构、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等因素成为中国资本市场高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谈到人口结构变化与资本市场发展的关系，梁定邦认为，40岁至59岁的人群储蓄多，用钱少；而退休后的人群正好相反，储蓄减少，开始花钱了。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化意味着今后10年、20年，储蓄人口还将呈上升趋势，中国资本市场蕴藏着极大的发展潜力。而美国经济与股市持续强劲发展与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已印证了这一点。

　　关于入世后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问题，梁定邦说，入世后中国资本市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与国际规则寻求“共同语言”。中国要制定与国际规则相通行的标准，完善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这种制度是要与全球资本市场所公认的准则相适应的。否则入世后，在经济的全球化和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是要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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