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记者/宁南

　　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走到了嬗变的临界点，那个靠“消息”、违规、造假在股市疯狂提款的神话时代一去不返了

　　2001年资本市场跟庄家、机构和券商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这帮被“政策市”奶大的“空手道”选手们竟栽倒在了“政策市”中，第一次站错了队、看错了风向，没有想到中国证监会年初请香港“铁腕”监管史美伦北上，是铁了心要整治市场。甚至在股市大辩论中也丧失了嗅觉，依然靠“惯性思维”玩“圈钱游戏”，一路将上证综合指数上攻到2245点的高位。还没来得及把钱从“高地”上撤回来，国有股减持方案政策就将其和散户阻死在了2000点以上地段。

　　接着就是6月份以后股市连续4个月的狂泻，上指从2245点跌到了1600多点，跌幅30%，流通市值损失近4000亿，500多只股票进入10元区，两市市值蒸发1.7万亿元，完成了1994年以来，下挫幅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行情。

　　某机构老总私下追悔：“回头来看，管理层政策的来来往往出招套路并没有变，我们思路竟没跟上，在以前来说真难以置信。”但事实上对他们来说最难以置信的却是，中国资本市场已走到了嬗变的临界点，那个靠“消息”、违规、造假在股市疯狂提款的神话时代一去不返了。

　　第一个亮相的是庄家，而且是超级庄家。吕梁在中科系崩溃后，自己站到了枪口下，把能抖搂的全抖搂了。这对一个故意从90年代隐姓埋名投身市场操纵的庄家来说，难以理解。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吕梁急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的分析是，这位庄家群落中的“盟主”，被弟兄们卖了，一通“老鼠仓”把呼风唤雨的“K”先生吕梁套进了“中科创”的崩盘。

　　接下来，“银广夏”出场了。这个创造了10年中国股市公司股价和业绩神话的第一“牛”股，竟然被一张天津海关的证明书掀了个四脚朝天。尽管中国股民们早就见识了琼民源、PT红光的造假能力，但都没有银广夏这样登峰造极。在它的“画皮”后面，神话般虚构了7.45亿巨额利润。面对被誉为中国第一蓝筹股的银广夏15个跌停板的惨痛表现，专家指出，它对股民信心打击之大、对股市影响之深，远比一个上市公司的覆灭更可怕。

　　银广夏、东方电子和麦科特之流之所以“偷渡”进入市场，功劳得归于“穴头”券商。更讽刺的是，在今年年初中国证券业协会推出的主承销商信誉排名中，一些这样的“穴头”券商仍名列前茅。除此之外，券商还普遍存在挪用客户保证金非法牟利、违规搞委托理财的恶行。如果不是因为此次看错了方向，产生了近乎破产的巨额亏损，券商们可能还不会轻言收敛。

　　中天勤会计事务所为银广夏做的假账已经成了传奇。但能把假账做到神话地步的却是湖北的立华会计事务所。这家会计事务所先后为活力28、康赛集团、湖北兴化、兴发集团和幸福实业等五家上市公司出具虚假财务审计报告，玩“变脸”游戏，把亏损做成利润，把亏损股包装成绩优股……20年的发展，中国注册会计事务所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

　　2001年，小丑们的丑态表演已经走到了极致，市场管理者也终于明白了养痈蓄疽会造成怎么一个遗患。市场的确被监管者搞的一片肃杀，但“乱世用重典”的古训肯定不会骗人。

　　10多年来，中国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4%左右的破产境地仍能正常运转，令国外金融机构难以理解。这种“金枪不倒”的神话其实依靠的是中国政府的信誉，也就是说中国金融机构亏的再大，也有政府“托”着。

　　但国有银行由着性子的造亏，搞得政府今天实在托不起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承认：“到今年9月末，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本外币贷款为6.8万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为1.8万亿元(还不包括已经剥离出去的1.4万亿不良资产)，占全部贷款的26.62%。其中，实际已形成的损失约占全部贷款的7%左右。”

　　中国经济最危险、最薄弱的环节是金融业，而金融业最危险的环节就是不良资产的处置。

　　中国不良资产到底有多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魏加宁多年来专注于中国不良资产问题研究，他认为除了金融资产公司名义收购的近14000亿外，还有社会保障欠账，以及粮食企业亏损挂账，如果再加上其他股份制银行、城乡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尚未剥离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国企违规借债和违规担保形成的隐性债务，中国不良资产规模非常巨大。一旦这些欠账到了非支不可的时候，在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已经很高的背景下，爆发的将不是1997年资本外逃式的亚洲金融危机，而是80年代拉美型的债务危机。因此，中国的不良资产状况不容乐观。

　　从理论上讲，一个资本充足率为8%、贷款占总资产80%的银行，倘若不良贷款率达到20%，而不良贷款回收率又低于50%，就会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中国的现实比这严峻得多。无论是按国际通用五级贷款分类(正常、次级、关注、可疑和损失)的后三类口径，还是用中国传统的“一逾两呆”的口径，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都不低。

　　1999年以来，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手中收购13939亿元不良资产。但截止2001年9月底，两年共处置了930.8亿元，所占比例仅6.7%。

　　魏加宁指出：“目前的现实是，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四家合计不过400亿元，是否从财政部那里全部到位还无从得知，而已经收购的不良资产却高达14000亿元，为注册资本的35倍。如果不尽快出售这些资产，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很快将会难以为继，甚至可能未等完成任务就走上了破产道路。”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对此发言认为：“当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是处置不良资产的市场环境较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营权限和处置手段不够，不良资产处置效益较低。这些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将严重影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和发展。”戴相龙显然对这种处置速度不满意。

　　安永亚太金融服务集团执行总裁杰克.罗德曼直接参与了美国和亚洲许多国家不良资产的处置，他的建议是：“马上行动！”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加快处置速度。

　　但事实上，想快并不意味着能快起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不良资产质量最好的信达两年来也不过处置了362亿元不良资产，回收率50%。其他公司就更差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是否在5年内处置完大部分不良资产(80%)”——计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每年至少要处置2200亿左右不良资产，而现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两年才处置了930.8亿元，即使考虑到其他客观因素，差距也非常大。

　　目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处置速度。比如债转股、拍卖、证券化、组建中外合资公司处理不良资产和向海外出售不良资产等等。虽然效果还没达到预期，但重要的是我们行动了。杰克.罗德曼忠告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延迟只能增加处置回收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从来都不会有一个开始不良贷款处置这一痛苦过程的最佳时刻，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处于衰退期当中时。开始行动的时间就是现在，即便各项计划的具体细节还未被全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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