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神光

　　--经济学理论与证券市场系列之一

　　最近，笔者参加了首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并顺利结业。始料不及的是，最近几期的培训班收费很高，但报名的人却异常多，首期培训班参加的人有300多人，据说二、三期 学员也非常多，以至于组织者决定每个报名参加的人学费退还1000元——的确，参加的人如此多，管理费用降低，学费少收点也是正常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参加这个培训班呢？直接的原因是关于公司治理的有关准则要求上市公司2002年-2003年期间每家都要聘请若干独立董事，粗略算起来，未来1-2年里，上市公司将需要4000多名独立董事。而间接的原因则是独立董事也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即使每家公司只给独立董事每个月2000元的独立董事费，按照每人最多担任5家公司独立董事的限制算，如果做的好，一个人每月光独立董事费就可以有1万元的收入，而其参加会议的所有费用(相信包括交通、食宿和交际费用)都会由上市公司报销。按照“人为自己，天经地义”的市场经济道德准则，“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益来往”，这也没有什么可责怪的。

　　在北京培训期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国家会计学院的教学楼的设计。它的通体是透明的，犹如一个大的水晶宫。与国务院总理的题词“不做假帐”相映成趣，似乎暗示了会计行业应该保持透明、公开。我们的独立董事制度，其实就是为了让上市公司真正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而设立的。但在参加完培训后，结合一些普通的经济学常识，我不由得对中国的独立董事未来能否发挥有效作用表示怀疑了。

　　首先，独立董事有什么内涵？他的第一身份是董事，第二要素是独立。就是说，他既是上市公司的一名董事，又是相对独立的。他的独立体现在：他必须与上市公司及其管理人员没有任何的关联，他不能是上市公司的客户、经理、员工，也不能是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的任何亲属、亲戚。总之，他最好是跟上市公司什么关系也没有，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独立性。

　　但中国有句老话，叫“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独立董事既然在公司领取“独立董事费”，而且这个费用远比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费要高，在今日的中国，一个人做独立董事最多可能年收入十几万元，他还能保持独立性吗？他的任命固然是股东会通过的，但提名实质上却仍是大股东优先、原董事优先，他还是来自“上市公司原来的圈子”的人，他能保持独立性吗？

　　其次，独立董事是做什么的？他要作为董事出席公司每一次的董事会，并要签名承担法律责任。任何公司的日常经营都是比较紧张的，董事会的召开也是频繁的，独立董事不是公司的人，他还有自己本来的工作，他可能频繁参加董事会吗？即使参加，他能保证自己的决策是在完全了解公司运行基础上做出的吗？他要对关联交易是否公平合理做出评判，但如今的关联交易日益复杂、手段日益多样化，连会计师、律师都不好判断，独立董事有什么资格一定能判断得准呢？日前，某国内著名大公司准备将其实现年利润1万多元的企业卖给上市公司，作价几千万元，三位独立董事一致签字表示公平合理，难道真的就公平合理吗？同样的公司将其前7个月年实现利润1887万元的企业卖给上市公司，将其净资产4.2亿元评估成了6.3亿元,上市公司将按照这个价格购买,这种交易真的是公平、合理、对中小股东利益没有侵犯的吗？为什么三位独立董事也一致通过呢？如果某小股东自己有一家公司，一年的利润不到4000万元，按照6亿元的价格卖给上市公司，他们会签字同意吗？

　　第三，独立董事能承担法律责任吗？按照法律规定，独立董事如果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其中包括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独立董事多数不是企业家，他们承担得起这种法律责任吗？郑州百文案中，年届70岁的独立董事陆家豪教授也因为是“董事”而被“监视居住”40多天，证监会对该案件的处罚则包括对陆教授罚款10万元。陆教授目前的月退休金只有1500元，这10万元罚款能交得起吗？即使交得起，日后如果因为该公司涉嫌作假而遭到民事诉讼，陆教授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吗？假如是别的大学教授被处罚，日常的教学工作怎么办？

　　第四，独立董事为什么要尽心？我们设立独立董事，无疑是希望他能尽心尽力，为公司健康发展做一份贡献。但如果不给一份比较高的报酬，独立董事凭什么尽心尽力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的劳动要按照投入产出比来衡量。如果一位独立董事出去讲一次课，每小时的报酬是1万元，在家休息一天，次日可多创造的报酬是5000元，那他为什么要去开董事会领取1000元的董事费而不干别的呢？靠独立董事的道德和责任感吗？谁来保障这种道德感的有效性呢？

　　第五，独立董事真的有必要设置吗？我们引进独立董事制度，是学习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但独立董事并不是所有经济体都采纳的，而且采取该模式的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美国模式，美国的上市公司多数没有“一股独大”，由于股份全流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往往不超过5%。这种情况下，由于有“搭便车”的效应，股东会也没几个人参加，大家都希望别人把公司管理好，如果管理不好，他宁可以脚投票，把股票卖掉。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也造成了“所有者缺位”的问题。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经常会勾结在一起，侵害股东利益。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美国公司引进了独立董事。而在德国等欧洲国家，则通过“监事会”的监管来对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制约。在日本，董事会与经理层勾结被认为是正常、合理的，因为他们对“内部人控制”是持赞成态度的，这与日本文化有关。中国的上市公司呢？有董事会决策、有经理层执行、有监事会监督还有职工代表大会、党委等等机构，居然还要再增加一个“独立董事”！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监事会不能起作用吗？既然不能起作用，为什么还要它做个摆设呢？如果能起作用，为什么又要引进独立董事呢？按照全国聘请4000名独立董事，每人每年2.5万元报酬计算，全年就要上市公司拿出1亿元的独立董事费，这个支出，真的有必要吗？

　　第六，中国有实行独立董事的社会环境吗？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在西方国家，依靠的是完善的个人信用。独立董事如果不独立、不懂事，首先会带来个人信用的丧失，由此将直接影响个人的收益。同时，独立董事要承担严格的司法责任，有完善的追究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董事一般是富翁，是衣食不愁的专家级大腕。他们做独立董事，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是“为自己的名誉和信用”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我国，这种制度环境显然还不健全。

　　综合上述分析，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做是可以的，但要做好，恐怕很难。独立董事将最终陷入一个两难境地：既不独立，也不董事，甚至不管事。要独立董事，最终会是一阵风，风过之后，在公司发展中很难起作用，最终还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有例为证：陆家豪教授是1995年就被聘任为郑百文的独立董事了，但1995年、1996年公司每年都虚增利润1000多万元，郑百文更上市后3年累计虚增利润1.4亿元。这个时候，独立董事不是摆设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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