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中国证券市场掀起“牛津剑桥风暴”的华生，是实践的经济学家，还是玩弄股价的庄家？

　　1984年，莫干山头，青年经济学家华生开出了物价改革“双轨制”的药方。三年后，方案得到了决策部门的采纳。但是，在国外运行良好的价格“双轨制”，却在国内迅速催生了一批“官倒”，导致了经济秩序的一度混乱。1989年，从英国牛津大学回国的华生面对众 多责骂无奈苦笑：“我播下的是龙种，没料到收获的竟是跳蚤。”

　　12年后的2001年11月23日，牛津剑桥国际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华生或许会感慨人生的宿命。辞去牛津剑桥控股的闽福发董事、董事长职务，是否意味着他心灰意冷要淡出江湖，还是卷入了股票操纵案的漩涡？而正式改名为“启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ST海洋，是否又会成为华生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凭吊的遗迹？

　　神秘的牛津剑桥

　　1999年8月，牛津剑桥的名字出现在闽福发的重组方案上。这个颇为怪异的名字引来了外界对于其背景的诸多猜测，而公司管理层的低调，更使它以控股股东名义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首度亮相便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牛津剑桥的掌门人就是率先提出价格“双轨制”的经济学家华生。据华生介绍，牛津剑桥与牛津、剑桥这两所大学并无关系，它是由一批曾经在那里学习或工作过的留学人员在1992年于英国成立，注册资金只有100多万美元左右。1994年，这家公司回国与国家教委、农业部下属的7家公司合资成立了牛津剑桥国际高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00万美元，牛津剑桥占28%，处于控股地位。最初发展最快的是引进了ISO9000、ISO1400体系，成立了国内最大的认证中心——北京9000质量标准体系认证中心，此外还有多媒体教育、环境管理体系审核中心、津桥工商学院等多家子公司和国力民生研究所，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认证、教育和相关产业上。

　　注册资本为400万美元的小企业，却能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以阔绰的现金支付而著称，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但是，从牛津剑桥的两位掌门董事长华生和副董事长关敬如的履历上，却可以隐隐看出其中的玄机。华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全国青联委员，关敬如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处长、处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两人都曾是知名的政府智囊团成员。这样的背景，自然使得牛津剑桥与政府的合作如鱼得水。

　　牛津剑桥对外宣称自己的资产在3个亿左右，他们曾经在国内控股了多家非上市企业，加上控股企业，总的资产规模当在十几个亿左右。这样的资产规模能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掀起风浪，无怪乎人们会相信在他的后面，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当然，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因为华生等人的英国藉，他们从中国股市中最大的馅饼——B股中捞到了大把大把的现金。

　　失败的“试验田”

　　因为曾经在经济学界的地位，从英国回来的华生出现在资本市场上，被看成是在资本市场上开辟试验田。闽福发就是华生第一块试验田。

　　1999年8月，牛津剑桥国际高科技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旗舰福州牛津剑桥成功取得闽福发29.90%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从表面看来，这次的重组无疑是熟悉资本市场运作的学者们的得意之作，也正是如此，才使华生对于日后进军ST海洋持相当乐观的态度。但是，国内资本市场的复杂性超出了这位剑桥大学院士的想像。在重组过程中，首先是原第一大股东福州市国资局配股出资不实的问题浮出水面。而在这次配股中，福州市国资局下的福州蓄电池总厂以实物形式参与配股并进入闽福发，但却连累闽福发先后为其偿还各种债务1600万元，提供担保1400万元并承担连带责任，导致银行账户被冻结。2001年3月，证监会展开了对闽福发的调查。

　　更让牛津剑桥感到尴尬的是闽福发2000年的中期业绩，每股0.0007元的收益与1999年的0.52元相距甚远，虽然华生认为短期出现困难很正常，但是投资者却开始怀疑牛津剑桥重组闽福发的真实意图，牛津剑桥也被看成了来股市中捞钱的庄家。虽然2001年中期的业绩达到了0.128元，但却仍难令中小股东满意。而作为第一、二大股东的牛津剑桥与福州市国资局在今年8月放弃配股，则更导致了中小股东与大股东的矛盾激化。

　　闽福发让华生失望，但他对资本市场的热情并未消减。新的猎物进入了视野。2000年7月，他开始了对ST海洋的另一场实验。从2000年7月24日出场到8月4日的正式签约入主，仅用了12天的时间，创下了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新纪录。

　　签约入主后，牛津剑桥首先支付了3800万元以解决逼债最紧的农行。其次偿还了开发银行250万元本金和利息，此外还偿还了光大银行1000万元，10月到期的1050万元亚洲银行贷款也得到了解决，10天内就把13家银行不同的还款方案制定出来。在入主前后，牛津剑桥支付了8400万元现金。按照华生的设想，牛津剑桥只需花1亿元就可玩转ST海洋。

　　但事实与理想总是难以合拍。牛津剑桥入主后，公司的各种烂帐问题开始一一暴露，虚假的报表与已经抵押的股权形成了巨大的黑洞，复杂的人员问题，银行、债主的上门要债，使牛津剑桥陷入了无休止的漩涡，为此支付的费用远远超出了其想象。据华生本人承认，实际的重组费用达到了2亿元，比计划多出一倍。据称，为此华生在牛津剑桥集团在英国召开的董事会上作了检讨。

　　就在进退维谷之际，一个关键的接棒人——清华科技园出现了。虽然无法得知清华科技园和牛津剑桥之间存在着何种默契关系，但是，找到这样的下家无疑是一件幸事。而“清华大学”的概念，更是牛津剑桥从漩涡中解脱的最令人回味之处。

　　经济学家还是资本玩家？

　　华生辞去闽福发的董事长职务，究竟是因为“试验田”的失败导致萌生退意，还是因为涉嫌操纵股市？按照一位业内人士的分析，华生的接任者是跟他合作多年的伙伴关敬如，从这个角度来看，华生自己淡出江湖的可能性更多一点。

　　此前，华生辞去了闽福发的总经理职务，这次变动据称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4月，极少接受记者采访的华生在媒体面前，显得有些悲壮：“我们现在是为了信誉而战，为海洋谋求一个好的出路，以后专心做好闽福发，在制度、法规变得清晰之前，我们不准备再控股、重组任何一家上市公司了。”在今年的闽福发股东大会上，华生面对众多投资者的质问，更是难掩激动情绪：“我们不仅不会走，还要把闽福发搞得更好。我们进福发后每年创造几千万利润，都留在福发，我们骗福发什么呢？”然而，随着市场中各种黑幕的揭开，牛津剑桥早被看成了在资本市场上圈钱的“超级庄家”。而华生本人，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别人眼中的资本玩家。

　　外界的怀疑自然有原因，1999年初，闽福发从6元起动，然后一飞冲天。到2000年2月17日，股价达到了25元的高位，而1999年下半年，正是牛津剑桥重组闽福发的阶段。ST海洋的情形也差不多，在2000年8月ST海洋公告换新东家之前，其股价已从6元的低谷开始启动上扬。公告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在2000年10月达到15元的高位，3个月内涨升1.5倍，令人刮目相看。

　　对于“庄家“的指责，华生显得相当无奈，他说：“辛辛苦苦搞重组，救活一家上市公司，还上银行的烂账反而遭受种种指责和怀疑，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去趟这个混水？”华生希望外界还原他经济学家的本色，因此他更愿意使用“国家级专家、东南大学教授”的名头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并保持以专家的身份接受外界的采访，撰写论文，以实践者的身份谈着中国上市公司的重组问题。但是，自身的角色定位并不能消解公众的印象。当英国剑桥大学院士华生教授提出股市打假要认清中国国情时(见附文)，绝大部分投资者都把它当成了资本市场玩家华生对自己的辩护。

　　这究竟是经济学家的肺腑之言，还是庄家的供词？答案或许很快就会出现。

　　文/赢周刊记者张少平

　　附文：

　　打假要先认清楚中国股市国情(节选)

　　“中国证券市场为什么搞得这么乱，我认为很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股市的最大国情是什么，这方面还很少有人去研究。中国股市的最大国情，就是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分裂，有三分之二的股份是不流通的。有人说，中国股市“一股独大”，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亚洲的股市基本上都是“一股独大”，欧洲的贵族传统也喜欢“一股独大”，人家搞得挺好，三分之二的股不流通造成的结果，首先就是中国没有市盈率，算不出来，更谈不上高与低。

　　抓住了分裂这一条，再来理解中国股市的所有怪现象就可以找出答案来。中国人的道德跟外国人差不多，中国的监管者也很聪明，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跟这个分裂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中国股市市盈率是没有的，但由于有三分之二的股不流通，募集资金时股票发行市盈率是很高的，所以大家都有这个利益冲动到这个市场上来圈钱。大家都愿意来圈钱，包括我们的“海外兵团”在外面圈不着都想回国圈。

　　控股股东挪用上市公司的钱，控股股东是国有的也好是民营的也好，都是普通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很难抵制。与其说是道德问题，不如说是经济问题，屁股指挥脑袋。有人说是掏空上市公司，把上市公司给掏空了。这种情况下，跟下棋一样，丢卒保车，上市公司给丢了，把自己给保了。这些后面都是有经济原因的。再比如，上市公司还有以上海为典型的在挽救PT公司时，无偿进入，廉价赠送。这在市场经济中根本不能理解的现象，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资产重组中是大行其道的。所谓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放长线，钓大鱼。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是有经济利益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分裂。

　　控股股东是流通股东，是披着羊皮的另类。所有的股东、投资者到股市中来，都是为了来赚钱的。股东赚钱只有两个地方：一靠股价的上升赚取差价，另一个靠分红。在发展中国家，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大家主要靠股价上升来赚钱。现在坐镇深沪股市的1000多家大公司，掌权的人是非流通股股东。股价上升了，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股价下跌了，他不受任何损失。这样的人给你看门能看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认为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奇迹了。他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他的利益跟你是不一样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捆住手脚、来整顿，你对披着羊皮的另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绳之以法，那绝对是事倍功半的事情，是做不好的。

　　非流通股股东作为控股股东控制了上市公司，从经济上如果现在还在为流通股股东谋利益，可能正好是在这个阶段，这个事上，他们的利益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重合了或是相近的。这种情况肯定是偶然的，是不能持久的。民营企业收购国有股的第一家，结果也被证明了是掏空上市公司的一个典型，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做任何事情要按规律做。大禹治水，疏导有章有序，收到的效果就特别好。如果围追堵截，违反了基本经济规律，违反了利益原则，非叫一个不是流通股的人，不能代表流通股的人，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人，做上市公司的掌门人，来代表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费尽了牛劲也达不到那个效果。你搞了一个完全违犯经济规律的局面，然后现在说怎么来规范了，什么公安、稽查都一起上了，社会成本很大，效果也会很差。

　　我讲的全部意思，就是说要按规律来办事情。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认清自己的国情，再跟国际去接轨，就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效果。道德风险背后掩盖的是制度上的缺陷。小平同志讲的一句话是很对的，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会做坏事；有了好的制度，坏人也会做好事。”

　　牛津-剑桥国际集团董事长华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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