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宗盛 北京报道

　　前不久，世纪证券低调成立了。

　　尽管这家在原江西证券公司和中旅信托证券部基础上成立的证券公司注册资本金高达15亿元，但在新证券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增资扩股规模一拨赛过一拨的今天的确也算不 得什么。

　　但它还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没有别的原因。毕竟，吴敏文年仅30多岁便能出任世纪证券总裁这一高位在证券业内仍是凤毛麟角，更主要的是，在此之前他就职的单位为中国证监会发行部。

　　而这，只是显露了证监会不少官员出任证券公司高管职务现象的冰山一角。

　　证监会官员抢滩

　　“证券公司是证监会的‘亲儿子’，起码是它的嫡系。”这种看法一直就留存在证券市场中，尽管有些偏颇，但它确实也道出了证券公司与证监会的关系非比寻常。

　　这种如胶似漆的关系也不是一开始就有。1986年，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成立。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证券公司和证监会的关系也只是若即若离。毕竟中国证监会1992年才成立，而且证券公司大多是由银行、信托公司和地方政府发起成立的。

　　最主要的是，证监会当时还不具备对中国证券市场足够的话语权。当时，证券市场的监管者除了证监会之外，还有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等多家行政主管部门。证监会并不具备对证券公司足够的威慑力和辖制权。而且，证券公司也有自己的主管或主办单位，对证监会顶多只能“暗送秋波”。

　　“从1998年开始，形势发生了变化”，熟知证券业内变迁的业内人士这样分析。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工作由中国证监会一家负责，而且实施垂直管理，各地证管办、证券交易所由以前的双重领导改由中国证监会直接领导。

　　尽管这不应该成为主要的理由，“但证券公司和证监会之间的蜜月期还是开始了。”业内人士有这样的说法并不奇怪。

　　根据记者掌握的情况，1998年前后，来自证券监管系统的官员出任证券公司高管职务的寥寥可数。1996年，深圳证管办的胡关金出任国信证券总裁。1997年，属中国证监会借调性质的郜泽民出任国信证券总裁助理。1998年，原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主任姚刚被委派为合并重组后的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总裁。原期货部职员黄卫明也紧随其后离开证监会，目前任国泰君安总裁助理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1999年，南方证券公司总裁由原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刘波出任。同年，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李凤梧出任国信证券副总裁。

　　“而证监会离职官员‘进占’证券公司高管职位的活动大规模地展开是从2000年开始的。”一位熟悉证监会人事变动的人士说。据他分析，证监会官员主要是部门副主任和处级干部，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的迁移，有一种说法是目前证监会干部更多地倾向于提拔有留学和海外工作背景的“海龟派”，而那些有丰富经验、谙熟中国国情的“本土龟”则受此制约很难被提拔。

　　2000年，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毅的秘书雷波就任华鑫证券公司总裁。原广州证管办的王文博任职广州证券公司副总裁。

　　2001年，离开中国证监会上市监管部处长职位的张桂庆出任国信证券常务副总裁。原中国证监会发行部副主任的肖时庆出任刚刚改制组建的东方证券总裁。曾在甘肃证券就职，之后被证监会发行部借调的王珠林出任刚刚完成增资扩股的西南证券公司副总裁。离开证监会上市部职员职位的徐鸣镝被任命为西南证券总裁助理。原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李鸣山出任海通证券公司总裁。原证监会稽查局综合处处长出任国通证券副总裁。而原证监会上市部二处处长王斌也即将出任北京证券的副总经理。

　　有关人士介绍，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证监会的主任和处级干部“下海”，到证券公司对应的职位一般为公司的高管，一般职员如主任科员对应为中层管理人员如部门总经理。而出任世纪证券总裁的吴敏文以前在证监会的职位为主任科员，算是打破了这一常规，因此，他的出任备受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实，证监会干部‘下海’到证券公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有着类似经历的人士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上嘛，毕竟用人政策和环境基本上封杀了这条路径；下嘛，也只有证券公司是相形之下最好的选择。”双向选择？

　　1999年，中国证监会曾专门出台相关文件，对证监会官员离职后去向做了一定限制，如处级以上干部在离开一年内不得到证券公司、会计师事物所、律师事物所等相关的中介机构任职。

　　但证券公司一者是最为熟悉的领域，人头、地头都很热，从上到下具有心理优势，也能有最多的话语权；二者证券公司是目前社会诸多行业中收入、待遇颇高，社会地位也能让人尊敬，“下放”没有太多的失落感。这些，都促使那些离职官员“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地进入到证券公司。

　　以前，并没有太多的政策限制，因此，离职官员都采用直截了当甚至是证监会直接任命的方式进入到证券公司。而现在，由于有相应的规定，大多采用了“迂回前进”的方式，如离职官员先到证券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任职，再由大股东任命，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证监会的政策壁垒。“无论是直接还是迂回，其实都离不开证监会的默示或者支持。”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

　　“证券公司还是非常欢迎证监会官员的。”某证券公司高层坦言，毕竟他们有许多宏观管理的经验，政策的把握能力很强；而且有很多的信息的灵敏度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这些对于证券公司很重要。”对于证监会官员大批到证券公司任职的现象，他的评价还是颇为肯定的。“这实际上是双赢的局面，一方面这些官员可以实现其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能够达到证券公司本身利益的最大化。”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996年，有着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工作背景的江长龙出任国信证券公司的副总裁。从此，国信证券基本上未开展的投资银行业务飞速发展起来。1998年，主承销总家数全国排名中，国信位居第二；1999年，国信排名第三；2000年位列第二，并且投行业务利润占国信总利润近50%。“如果没有江的这种背景，国信很难有如此作为。”国信的人士评价道。

　　缘何受青睐？

　　几年前，江苏、广东等地的企业纷纷到北京延揽人才，最受他们欢迎的是政府官员。这种认识和看法实际上近年来一直被证券公司贯彻和执行。

　　“这些人员以前的‘官的背景’为证券公司业务的开展带来了非常多的好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证券公司肯定地说。

　　最明显和直接的效果在于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的业务开展上。投行业务尽管在券商的利润构成中并不是最主要的，但它是券商提升品牌的标志，而且投行的投入低、利润率高，因此成为综合类券商拼抢的重点。

　　作为券商的核心业务，“各个券商的投行人员的素质、专业化程度都比较低，不可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到目前为止，投行业务仍是一种无差别竞争。”某大券商的资深投行经理说，“投行业务开展得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责人与证监会相关部门的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

　　他介绍说，以前实行的是审批制下的额度制，企业上市早就已经被计划好，企业的状况如何、质地怎样并不重要，券商所做的只是找到项目。但在项目承办和推进过程中，券商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如果与证监会有关部门沟通能力强，项目的收审时间会就越短，通过速度也越快，而且当时的发行市盈率由证监会确定，这直接决定了企业募集资金数量的多寡。因此，当时上市公司选择券商的标准除了有实力、有经验之外，主要是要有与证监会良好的沟通关系。

　　据他估算，项目最后能否成功，与证监会良好的沟通关系起到了60%-70%的作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年4月，97额度正式寿终正寝。

　　从审批制到核准制，这是股票发行制度的重大转变。由于上市企业的数量大幅增加，券商对项目比以往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但企业在选择券商时，除了看重其实力和经验外，仍非常看重券商与证监会有关部门的沟通能力。由于推行了主承销商信誉排名制度，券商申报材料有了数量限制即跑道，依他的业务经验，项目能否成功的各种因素中，跑道所起的作用占50%，项目水平(主要是改制、策划及文件制作水平)占20%，但沟通能力仍起到30%左右的作用。

　　与证监会相关部门的沟通能力在项目成功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其实已成为业内一个尽人皆知但秘而不宣的秘密。”熟知业务运作的投行人士说。并且他认为，股票承销量与公司高管来源于证监会的人数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正相关关系。

　　这种判断，尽管并没有精确的数据能证明，但一些明显的现象还是与此契合。去年主承销商排名前10名中，除了中信、光大证券等比较特殊外，其他几家券商集中了近年离职的证监会官员。尤其，近年稳居主承销家数前3名的国信证券，高管人员有4位来自证监会系统。

　　好处不止这些。“一旦券商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问题，如果有证监会的前官员，协调沟通则更容易进行。”至于如何操作，确实是无从知晓。

　　有一点可以显示，证券监管机构的证监会对券商的宽容还是非常明显的。从去年底开始，证券市场大量的欺骗、造假等诸多违规被充分揭露出来，许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责任人受到了有关部门的严厉查处。但直至今日，在这些事件中，具有最大责任的中介机构-券商并没遭受处罚。最明显的，已经被全国人大包括证监会认定为欺诈发行上市的麦科特、通海高科案中，作为主承销商的南方证券和国泰君安仍未承担任何责任，尽管受蒙骗的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损失惨重。

　　危险的结合

　　“证监会官员到证券公司担任高管职位，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一些业内人士如此评价。

　　而且，“这种现象在亚洲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还是存在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去年香港在修改《证券期货交易条例》时，代表高盛、美林、JP摩根等10大投资银行与香港政府谈判中，最重要的一个律师是80-90年代中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lyndh，主要是借助其学识和影响力。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郎咸平说，在美国，证券监管部门官员就职有一个缓冲期，必须3年后才能到监管对象那里工作，而且他们大多从事的是律师工作。

　　“而国内并没有这样明确和细化的规定。”某券商高层说，“有一些限制，但从证监会官员变为证券公司高管人员的跑道还是非常畅通的。”2000年，中国证监会出台的《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就没有明确规定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角色转化的限制条件。相反地，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做了非常详尽的规定。“这种巨大的反差还是颇让人玩味的。”

　　“证监会官员到券商中就职，实际上模糊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界限，而本来应该是猫和老鼠的关系。”

　　这样，“还会给证监会官员造成错觉，使他们认为自己有退路。”郎咸平担忧说。他认为，“目前证监会监管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执法不力，总是受制于人情压力和政治妥协。”

　　“尤其在目前许多相应的法律、法规仍然缺失，证监会自身的工作并不透明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保证监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又怎么能让投资者相信这一切符合三公原则，其中就不存在暗箱操作的成分？”一位业内人士也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

　　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角色混同的情况下又要保证证监会监管工作的公正、客观无疑是在“走钢丝”，“只有有制度的监管和有制度的执行，才可能把这种危害减少到最低，否则，将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郎咸平建议说。

　　从监管者能够迅速转化到被监管者，“只说明了一点，证券监管目前还只停留在人治阶段。这3年来，证监会除了高喊口号、充满激情外，什么也没做。”郎咸平感慨地说。

　　如果说，上市公司质量低劣是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不幸，那么，监管角色的含混不清则是证券市场最大的悲哀。

　　声明：本文来源于合作媒体 文中细节未经核实；新浪财经登载该文并不意味着新浪网赞同其观点或描述。

订短信头条新闻 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新浪企业广场诚征全国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