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

　　对于自由经济来说，家族企业是个祸害，它将直接导致权力操纵

　　亚洲的家族集团像一座金字塔，企业分成四层，最上层是家族控股公司，第二层是私人公司，第三层是上市公司，第四层是现金收入及利润公司。据统计，在亚洲九个国家中， 除日本外，上市公司最大股东分布，控股的股东都是家族企业。在香港，34%的市值被15个家族所控制，34%的市值是84%GDP的概念。

　　我们所担心的一股独大的问题，全世界不论是亚洲还是欧洲，都存在。没什么大惊小怪，关键是它产生什么结果。家族企业上市之后，必然与地方官员勾结，借以登上权力的舞台。没有一个例外，这种官商勾结，这种不可避免的事实，损害了制度的有效性，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法制化，而且家族控股越大，越无效，越没有法制，政府越腐败。

　　1950年的菲律宾是亚洲最进步的国家，可现在家族势力联手席卷全国财富，致使现在世界各地都是菲佣。

　　1997年的泰国，亚洲金融危机，家族企业欠花旗银行的私人债务最后全部转为国债，他们所欠的债务直接由全体大众来承担。

　　香港李泽楷盈科数码，股价一路下跌，年收入10亿元港币，就有3亿元港币的利息。最后变成香港电信送给香港人民的圣诞礼物，所有固定电话提高25%，由香港600万的民众共同来负担。

　　我从来不反对私营经济、自由经济，但反对没有监管下的自由经济。因为这不叫自由经济，这叫自由操纵。”

　　中国现在也出现“类家族企业”，这些企业把上市公司放在最中间，对下的投资形成利好消息，造成股价上升。不论是他直接控股的还是有其他关联的企业，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创造利好消息。

　　经济半小时节目，曾推出寻找优良的上市公司，有些涉嫌违规的企业也说欢迎来看看，看什么呢？郎教授说：“证监会抓不到不意味着没有，证监会看不到，不意味着我抓不到。内幕消息是会带动股价上升，用理论推理，我就可以判定他有内幕交易。”

　　推理取证要求你证明你没做，这是繁荣股市的保证。

　　在美国，只要是出现了鲁莽行为，美国证监会就可以推理你做了，而你要做的是，证明你没做。因为证明你没做一件事要比证明你做了某件事困难得多。这种推理意图正是整部美国证监法最简单的观念，而推理取证也是其精华所在。正是这种观念造成了美国市场的繁荣。但中国证监会还有许多让人遗憾的行为，上市公司说他没做，证监会帮他证明他没做。小股民联合起来控告上市公司，法院马上停止受理，这是什么样的保护机制，这是在纵容。

　　这种推理意图式的美国监管源于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他强调要加强监管。当时，美国公平交易委员长兰德斯拟定法律，遭到美国华尔街的集体反对。他们认为“水清无鱼”，千万不要增强监管，这等于扼杀了他们的资源。而当时天佑美国，罗斯福坚决要加强监管，与华尔街企业各让一步，加强监管，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却是当时华尔街最大的炒家。由于这位炒家最了解当时的内幕交易，所以监管力度非常到位。接下来的两任主席，是道格拉斯、兰德斯。这才开辟了今天这样的美国股市。

　　所以说，历史的巨轮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提出一个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的法案，一定会遭到反对。所以中国也需要一个伟大的领导人的出现，虽然郎教授和大家一样认为，等待戈多，需要耐心，机率很小。

　　因为郎咸平教授认为，中国的证券监管不能有过程，加强监管是绝对的、立即的。1932年的美国可以实行，中国为什么还要等更长时间。

　　当初的捷克、波兰都面临着加强监管问题。捷克认为“水清无鱼”先把蛋糕做大不是很好吗？到最后，捷克没有国际投资的关注，到处都是捷克的“银广夏”、“猴王”。而波兰加强了监管，证券市场欣欣向荣。

　　不要寄托上市公司的诚信，需要震摄性的信用监管

　　前一段时间，经济半小时推出“诚信是金”，寻找最受尊敬的上市公司。海尔、联想、中移动、万科等等老总都出头露面，提出诚信是最重要的，无诚无以立国。这样搞诚信运动，无异于一场文化革命。而他认为，不能寄托上市公司的诚信，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需要诚信，需要的是震摄性的监管，让你不敢不诚信。

　　凯立的案子，法院竟判证监会败诉，理由是证监会违反法律程序。专业问题应该专业机构来做调查。会计师、律师来做调查，不合程序，所以败诉。这个理由让人匪夷所思。

　　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中国的法制系统非常落后。证监会对一个公司的调查，当然应全权信赖他的律师、会计师，这个事件很明确。

　　在美国，对有做假的律师、会计师，不需要审判，可以直接停牌，非常严厉。政策要求，要做就必须得做好。证监会的调查权力是受美国宪法保障的，宪法是国家大法，超越任何联邦法院。调查权力是无限制的，不可能出现因程序败诉的情况。

　　如果此案发生在美国，绝对是倾美国的财力和美国政府的权力打赢这场官司，让对方的代价非常大，不敢乱来。也正是强大的监管，才让美国人坚持诚信，美国人才有信用。

　　目前，中国股市，银广夏余波荡漾，给股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股民到这个时候，才知道一份真实财务报表的可贵。不管兰德斯理论多么偏激，他能说服股民加强监管的重要性。

　　我们还没有受控于家族企业，加强监管，我们仍有希望

　　亚洲只有两个国家有加强法制的决心，新加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还没有受到家族企业的控制。中国有加强法制监管的决心，而且也是这样做的，这不仅需要决心，还需要时间，不断地去呼吁，需要不断地去做。我深深地感到：每个老百姓都义愤填膺，都希望依法治国。因为短视的社会无法造就一个好的社会系统。”

　　当问及国有股减持，郎教授怎么看时，他认为国有股减持的方案和“一股独大”的问题，都是中国粗糙决策的产物。做事情最大的毛病是拍脑袋。这个事情本来可以通过大量的研究机构做更好的基础研究后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可以卖给基金。

　　可是事实上决策粗糙，就像“一股独大”问题，就拍脑袋认为：二股独大、三股独大，来限制大股东，没想到这个办法在欧洲管用，二股东、三股东会站出来与大股东对着干，而亚洲任何国家都是大股东、二股东、三股东联合在一起，对付小股民。

　　等侍戈多，虽然很困难，等待一个能立志彻底行使监管的权威虽然机率很小，但还是要等，因为目前证监会的问题，不是他不想做，而是整个制度的问题，要有大变更。证监会与证交所要分工明确，证交所不能做监管，只是服务于客户。证监会要与法律协调。对于家族企业，不能等他想做好的时候，再做好，必须进行法制化的约束，监管下的私营经济，防止家族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掠夺。

　　政府要树立这样的理念，不是保证每个股民赚钱，而是政府要树立威信，保证股价真实反映上市公司的情况，小股民可以按照正确的信息来做选择。

　　对上市公司要求要严格，上了市，就有了信托责任。股民把钱交到上市公司的手上，就要把事情做好，做不好就要受批评。而且情愿严厉，不能宽松。所以说，中国股市不缺钱，缺好的上市公司。

　　如果每个股民都更加珍惜一份真实的财务报表，更加珍惜一个好的上市公司，如果每个股民都有这个习惯的话，会给上市公司很大的压力。我们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证券监管机构，不管他有多么遥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这种想法，我们才有希望。

　　(本文是作者于10月18日在招商局地产和证券时报主办的半山海景财富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李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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