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为民

　　在政府是否应当干预股市的问题上，争论是普遍的。但没有人可以否定这样一个事实，股市比较准确地引导了资源配置。因此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股票市场来说，政府的调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但调控成功的难度有多大，需要怎样的技巧和方式，是急需探讨的。

　　美国在9.11恐怖袭击以后，股市暂停交易4天，于是有人主张发动一场“金融保卫战”，发动美国人每人买一股股票，托住下跌压力太大的股市。《华尔街日报》当即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这种干预市场的做法，认为呼吁美国人买股票无助于弥补恐怖事件的伤害，无非是金钱从原来没有股票的人的手中转移到原来有股票的人的手中，文章认为坚守自由法则才能够让股市准确地引导资源配置。可见，在政府是否应当干预股市的问题上，争论是普遍的。尽管《华尔街日报》代表的主流意见是不应该干预，但它提供了一个不应干预股市的标准：股市准确地(或比较准确地)引导了资源配置。笔者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股票市场，政府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但干预成功的难度较大，因此需要高度的技巧和恰当的方式。

　　政府为什么调控股市：

　　切身利益所在

　　有一位证券分析师曾经说：“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市盈率、现金流等指标都是没有用的，华尔街的分析方法也是中看不中用，只有研究政府政策才有用。”经过十多年的沉浮，这种意见在投资者中间具有普遍性。尽管我们的市场上没有政府基金，但中国的投资者感觉到的政府的力量远胜于一两个基金的力量。遍观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政府干预是非常普遍的，新加坡、泰国等都有过政府基金调控股市，除了那实实在在得买盘，政府还出台了不少后来看来非常短视的政策。可见，政府干预股市非中国之特产，也不见得是丑事，因为股市兴衰与政府、投资者、宏观经济有非常大的联系。

　　股市兴衰对国民经济的辐射作用巨大。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和发达国家证券市场最大的区别在于融资功能是第一位的，公司的价值评估功能是次要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有资金饥渴症，在迈入证券市场之前，他们已经是银行的老主顾，负债率居高不下。政府一边要防范金融风险，一边要保障嗷嗷待哺的企业不会断顿，出路就在于证券市场。中国的证券市场上，虽然有少数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极低，但这是因为股民已经奉献了一回或几回，当然喽，上市公司也还有几分责任心，没有乱扔钱。总体来讲，上市公司的资金饥渴症还是普遍现象，至于成百上千家排队等待上市的企业，没有几个阔的主。股市兴旺，企业拿钱方便点，拿了钱以后，银行的胆量壮一点，企业还可以多贷款，投资需求就上去了，国民经济指标就上去了。凯恩斯就这么说的。

　　除此以外，股市兴衰对投资者的消费意愿的影响也不容低估。美国纳斯达克暴跌已经明显降低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这就是财富效应。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在去年科技股热的时候讨论过，科技股冷了，人们似乎羞于再谈财富效应，其实，财富效应还是有的，不过是变成负效应罢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流通市值才蒸发掉5000多亿，和7万多亿的居民储蓄、8万多亿的GDP相比不过九牛一毛，何况其中还有很多是亏掉机构的，和老百姓的收入还隔了一层。

　　除了上市公司和股民朋友，政府和证券市场的利益其实更密切。姑且不论股票指数、消费者信心、GDP增长率等指标对政府的政绩多么重要，单就证券市场上国有资产虚拟价值(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套现成了真实价值)缩水而言，股市下跌给政府的损失其实很大。在国有股份占绝对控制地位的中国证券市场上，证券市场融资功能下降就是政府融资功能下降。总之一句话，政府、上市公司、投资者都是利益中人，谁也超脱不了。尽管证券市场上偶尔会传来政府没有调控指数的义务的声音，那是听话的人错把政府的一个部门当成了整个政府。干预股市，对整个政府是有利的，关键是怎么干预，让股票指数扶摇直上九重霄也不是办法。

　　政府怎样调控股市：

　　从直接干预到间接干预

　　笔者把政府干预股市的手段大体划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类，所谓直接干预，就是政府直接对证券市场的指数做出定性判断，然后通过对资金进出、股票发行的控制调节股票市场指数；相对应的就是间接干预，就是政府主要通过税赋、交易手段调整、货币市场手段来间接地影响股票市场指数。回顾一下中国股市十年来的坎坷，每一个转折点都打着政府干预的烙印。大体而言，我国政府对股市的干预主要采取了直接干预的方式。

　　政府评论是我们比较常见而且还对投资者非常有效的手段。尽管每天都有股评家在大大小小的媒体评论市场是高了好还是低一点好，但他们对市场的评论在政府“股评”面前简直就是聒噪。一旦政府对股市做出负面的评价，投资者就不能不谨慎，1996年算是政府通过舆论打压股市的极致。所以，我们的投资者就希望政府官员对证券市场做出积极的评价，“恢复性上涨”的评价一度让市场振奋不已。政府评论对市场的干预效果很好，但缺点有两个：一是不可多用，因为言多必失，一旦某一次言行不一致，投资者出于理性预期就会降低政府言论的信用度；二是由于政府官员更迭，前言和后语未必能够一致，这无疑会为政府招来诟病。

　　政府调整资金准入政策是中外所常见的直接干预手段。从总的趋势看，限制资金入市的尺度总是越来越松的，但在市场发展初期却也存在倒退的现象。中国证券市场在违规资金入市问题上一直都有反复，好在只要一个通知就能奏效，修改起来也容易。这次股市大跌和“违规资金”多少有点关系，但现实的情况是：在金融工具非常多的情况下，“违规资金”的清楚界定确实存在困难。这一招在熊市的时候要放开资金入市很有用，但要把存量资金逐出市场却存在难度，因此，政府调整资金准入政策其实具有单向性，回头路很难走。一旦政府放开主要的资金主体入市，这一招就算作废。

　　政府调控股票发行是最容易实现的方式。只要不是注册制，市场监管部门总是有机会控制发行节奏。即便是搞了核准制，也可以让投资银行“限报家数”，这就不怕有公司来状告政府部门行政不作为了。中国证券市场上这招屡试不爽，投资者也自觉地从发行速度推测政府意图和市场走势。我们国家的特殊性在于有大量的存量股票还没有流通，这和发行没什么两样。因此，政府调节的手段比老外多。不过这次调节没有踩准点，主观上想是利好，结果硬是成了利空。中国股市上这招还可以用一段时间，但操作难度不比二级市场操作的难度差。

　　政府基金是其他证券市场常用的手段，我国还没有。香港的盈福基金成功地狙击了国际空头，台湾的“国安基金”迄今还在奋力救市，新加坡和泰国的政府基金也对证券市场产生过重大影响。政府基金的难度是一定要选准时机，并有其他积极因素相配合，否则，就像现在的台湾的“国安基金”和80年代的泰国政府基金，屡战屡败，徒留笑柄。

　　从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看，政府的直接干预手段将逐步减少，间接调节手段逐步成为主流。从其它证券市场的实践看，间接干预手段主要是调整交易成本、税收政策、货币市场政策等。我们也用过的间接手段主要有：调整交易费、红利税、利率政策、调整证券经营机构的货币市场准入政策等。从结果看都没有对股票市场产生实质性的作用。间接手段作用较小的原因在于手段本身就是属于“微调手段”，不求立竿见影，更重要的是，直接干预手段非常丰富的时候，无论政府还是投资者、上市公司都不大会对间接手段做出反应。

　　调控政策成功的难度何在：

　　天时与人和

　　无论直接干预手段还是间接干预手段，干预政策成功地实现政策目标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天时、人和。所谓天时，就是政策时机成熟，市场会做出预期的反应，换句话说，信息在市场能够得到反应；所谓人和，就是政府部门具有很高的信用，投资者不会做出逆向选择。

　　提高市场的有效程度，市场作出预期反应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在一个效率不高的证券市场，信息未必能够在市场上得到准确的体现，政策信息也不例外。因此，政府在托市或挤压市场泡沫的时候都应当考虑市场参与者本身在考虑什么。单独依赖政府权威通过加大干预力度的方式是可以达到目标的，但难免矫枉过正，最后还得由政府对自己的政策做出调整。中国股市总是在紧与松的政策循环中运转，其实就是政府以往的做法让市场参与者形成了一种政府政策必定会逆向调节的预期。从长远看，政府应当通过渐进的方式强化信息的披露和披露信息的权威性。现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公开信息披露政策很不完善，投资者对披露信息的盈利价值表示怀疑(注意，不是对真实性表示怀疑)，政府试图在“严打”的浪潮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投资者从股价大跌中可能错误地理解政府的意图。总之，政府干预政策如果没有合适的市场时机配合，其效果将打折扣。

　　投资者要迅速地根据政策指向调整行动，需要政府部门具有极高的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过去的干预政策的成功率，二是政府部门的超脱于市场的直接利益。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践看，前者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后者却很成问题。由于国有股的相关政策对市场影响甚大，而国有股的直接得益者是政府，投资者无法不考虑同是“局中人”的政府部门的利益指向，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将打折扣。

　　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一是要努力兼顾政府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二是考虑让国有股的直接受益者适当独立于证券市场的主要监管部门。

　　总之，为了提高政府干预政策的有效性，需要逐步提高市场透明度，提高信息的价值；同时要提高政府政策的连续性、严肃性和公平、公正。在政府干预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希望干预政策的代价更小，效率更高，效用更明显。

订短信头条新闻 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新浪企业广场诚征全国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