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以后，上海股市失守1800点牛熊分界线，1700点无声而破，连1600点也岌岌可危，退回到2000年春节后三天的位置，股指跌掉30%。若扣除一年半中上市的新股和国企超大盘股所虚占的指数，目前大概只相当于1300点的水平，牛市成果可谓丧失殆尽。

　　人们不禁要问：近几个月的股市连续暴跌30%的“病根”在哪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由于二级市场泡沫太多。我则以为，这只是“病”之表，深层的问题在于：

　　1、新股发行上市前就造假、造泡沫

　　由于中国股市中企业招股上市的目的不是为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而主要是为了圈钱，加上国有股“一股独大”，因此，新股刚发行上市，就为日后二级市场的泡沫埋下了三大隐患。一是伪造业绩，骗取上市资格。如早年有红光、蓝田、活力28、大庆联谊、康赛、东方锅炉、琼民源、桦林轮胎，近又有华纺股份上市第二天就露馅。估计此类上市公司所占的比例不会低于10%。二是虚增业绩，以满足上市资格。估计此类上市公司所占的比例会有50%。三是以30—40倍的高市盈率发行新股，以40—80倍的市盈率增发新股，即在进入二级市场前，就存在极大的泡沫。一级市场的这个“病根”，无论是在以往的额度制、审批制下，还是在近年来的核准制下，管理部门都一味姑息，不塞住“病源”，却不时地对二级市场的泡沫加以整治，颇类似于以前光治理苏州河的水，却不堵住排向苏州河的污水管一样的徒劳，遂导致二级市场“病情”恶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暂停发行新股的举措是正确的。只有把假货、泡沫消灭在上市之前，才能逐步把二级市场治理好。

　　2、国有股减持方案是引发股灾的导火线

　　自公布了国有股捆绑式减持方案后，与流通股不同“股”(成本价)的“国有股”，却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硬要与流通股同“权”(接受市场价)减持，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引起股指的暴跌。当击穿了1800点后，便导致众多机构的资金链断裂，被迫争相强行平仓，遂加剧市场的恐慌性抛售，吓退买盘，使股指越走越低。

　　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和“三个代表”的要求来衡量，前期公布的国有股减持方案，社保基金只在减持中拿到了几个亿，新股就发不出了，增发新股就无法实施了，短时期内，股指跌掉了30%，市价总值跌掉了15000亿，流通市值损失了5000亿，可谓因小失大。更严重的是，众多的券商、机构、私募基金和上市公司因股市暴跌资不抵债，将申请破产，而有限责任公司只承担有限责任，他们向企业的巨额融资和向银行的巨额贷款(直接或间接)便成了逃债，将金融风险转嫁到银行身上，后果十分严重。这不是维护国家利益，而是祸国殃民。

　　因此，将要出台的国有股减持细则，惟有改变原国有股减持方案，以净资产为基础，才是避免股灾发生的关键所在。

　　3、在发展和规范的股市政策上老是走极端，加剧了股市的风险

　　记得1996年512点时，强调发展，而当年12月1258点时，《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强调规范，把44倍市盈率说成是“危如累卵”、“严重的过度投机”。而1999年5月《人民日报》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再度强调“发展”，把44倍市盈率说成是与当时银行利息一样地具有投资价值，只是“恢复性的上升行情”，并要人们“满怀信心，迎接中国证券市场的明天”。

　　2000年春节后，从香港请来了首席顾问，发表了《新千年开始之际的中国资本市场》，有关管理者也提出了“超常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口号。于是，发布了允许券商股票向银行贷款，允许三类企业进入股市这两个多年来被视为禁区的特大利好，众多代客理财的私募资金应运而生，人大《投资资金法》起草组官员多次强调，应让私募资金合法化。股市遂从1341点涨到2125点。2001年6月，再涨到2245点。

　　但是，2001年经济学家指责40—50倍市盈率是泡沫经济，管理层又来了一个超常规整顿规范证券市场，严查银行违规资金进入股市，并将私募基金贬为与非法集资同类，并超常规地“打假”、“挤泡沫”，造成了市场的恐慌和怀疑一切，希望在一个早上把中国股市的市盈率降低到成熟国家股市的水平，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里面难道就没有管理层的责任？

　　其实，正如发展不能“超常规”而应“摸着石头过河”一样，规范也不能“超常规”，一蹴而就，也应走一步看一步。资本市场的泡沫是不能彻底捅破的，也应有适当的泡沫。即使要减少泡沫，也应有一个历史过程。

　　为了拯救当前颓势不堪的股市，我认为，当前刻不容缓的是，对“违规”资金和私募基金不能搞严厉打击，限期退出(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期安全退出)，而应使之逐步规范化，走上法制的轨道。

　　而上述三个病因，核心的问题是国有股减持方案。如仍不改变，坚持与民争利，那么，投资者是懂得“用脚投票”的道理的，到头来。中国股市发生股灾，将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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