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元

　　回首中国股市，券商的日子一直令其它行业倾羡，但如今许多券商却面临四面楚歌，险象环生，外部竞争之激烈自不待说，更大的打击竟然是来自自身的经营之道。从根本上讲，券商面临的是自己打败自己的危险。

　　金刚钻成了自杀武器

　　国泰君安和南方证券公司因作为主承销负责的项目存在着虚报利润等重大违规违法问题而受到证监会的处罚。据悉，它们可能受到暂停主承销商资格的处罚，更为严重的是，这会使其信誉大打折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年年初中国证券业协会推出的主承销商信誉排名中南方位居第二，国泰君安列第五。国泰君安去年作为主承销商负责的项目黎明股份和通海高科在发行时就存在着伪造利润等重大违规和违法问题。南方证券去年承销的麦科特也存在虚增利润从而“骗取”上市资格。这几家公司根本就不符合上市条件，却被“保送”到了证券市场，国泰君安和南方证券难辞其咎。

　　作为企业上市最主要的中介机构，在所有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之中，券商起到总负责、总把关的作用。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应该说，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各大券商总是各有其绝招的。可是，有的券商的绝招不是别的，而是助纣为虐，伙同造假。有数据显示：与《公司法》不符却发行上市的公司有过百家之多。当时很多券商和投行人员都知道这种做法与《公司法》抵触，但将公司设立时间、公司辅导时间推前，将没有独立生产、供应、销售系统的单一生产线或生产车间包装上市的案例比比皆是，虚构利润更是不乏其事。如果说，在充满行政干预色彩的计划额度制时代，券商可能未必有太多的主导权，那么，在实施核准制以后，券商协助作假就不仅属于违法违规，而且明知故犯，怎么着都是说不过去的。违法违规是不可能不付出代价的。券商不惜以身试法，以协同造假的方式将不符合条件的公司违规违法保送上市，这种做法虽然目的达到了，但最终害人害己。

　　券商的这种以“攻城掠池”为惟一目标的单纯业务观点，即使不涉及违规违法，就其在资本市场承担的资源配置的中介功能来说，也是丧失原则的。今年下半年，对配股承销商来说，无疑是黑色的日子。由于流通股股东纷纷放弃配股，一些承销商被迫吃了一大肚子的“包销余股”，无奈当上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据统计，8月份共有13家上市公司进行了配股，由于股市大幅下跌，流通股股东配股认购率普遍偏低，只有4家公司的流通股股东认购率超过了80%，而哈药集团流通股股东认购率仅有14.50%，天歌科技流通股股东认购率仅有26.89%，另外有8家承销商成了配股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还有2家公司的承销商成了配股公司的第三大股东。照此下去，有限的券商可能会成为无数上市公司的“二东家”或“三东家”。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新股发行，是一种不正常的市场行为，既不利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也给一些乱“圈钱”的企业打开了方便之门。

　　擦边球毕竟是双刃剑

　　委托理财曾经给券商带来欣喜，现在却正在成为券商的一块心病。据统计，2001年上半年共有154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委托理财，总共签署委托协议近250项，涉及金额高达190亿元。券商是受托理财的主体。截至2001年9月18日，共有39家券商接受了99家上市公司的135次资产委托，受托的资金规模达到108.40亿元。其中，最为突出的国泰君安接受了20家上市公司的委托，受托资金达到了17.75亿元。国泰君安、南方证券、国通证券、海通证券和兴业证券分别名列受托资金规模排序的前五名，其受托规模占券商受托总规模的44.92%。

　　尽管《证券法》并没有赋予证券公司代客理财、委托投资业务，而事实上券商一直在大打擦边球，暗中接受为企业和私人炒股的业务。2001年6月20日中国证监会下发《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却第一次明确综合类券商可以经营资产管理业务，这样，代客理财有了一个貌似合法的官名——资产管理，从此可以走出灰色地带。券商热衷于开展该业务的直接原因在于其他传统业务利润的下降。目前国内的资产管理由于缺乏规范、监管混乱、竞争无序，存在着很多问题，投资组合徒有其名，其投资品种远远不能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实际所提供的服务仅仅局限于证券投资的业务，靠内幕交易和资金优势影响股价而已。特别是由于国内券商的资产管理业务大多是从自营业务中分离出来的，很难从制度上消除资金挪用、利润转移、内幕交易等行为，根本就没有商业信誉可言，而且反过来又将增加其自身的业务风险。

　　委托理财最有吸引力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是承诺保底收益。保底收益对券商而言是实实在在的硬约束，它像高悬在券商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宝剑，时时威胁券商的安全经营。要实现8%—12%的保底收益率，在大牛市行情中尚不算困难，然而万一股市由盛转衰，遭遇熊市，券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去兑现所承诺的牛市水平的保底收益率？中国股市没有做空机制，缺乏必要的避险工具，在熊市来临的时候资金实力再强大的机构也难能全身而退，又何来逆市而动的回天之力？《证券法》第142条指出“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决定证券买卖，选择证券种类，决定买卖数量或者买卖价格”。第194条指出“证券公司经办经纪业务，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买卖证券的，或者对客户买卖证券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的，责令改正，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这就是说，尽管“保底”或“保本”的承诺郑重其事地写入了合同之中，但这些做法显然经不起法律的推敲，属于无效合同，一旦发生争执，将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券商的委托理财业务大多始于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是业务发展的高峰期，而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则是资金兑付的高峰期。由于下半年股市行情急转直下，如果年底没有根本的好转，券商不仅将面临着承担亏损责任的风险，而且将蒙受资金集中兑付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委托理财毕竟是把双刃剑。

　　走钢丝的风险

　　一单约8000万元的官司，令名列中国券商成交量三甲的申银万国深受震撼。这宗诉讼案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在于它是名闻遐迩的中科系资金链的重要一环，直接关系到中科系的资金黑幕能否大白于世，而且，对于券商本身来说，它又何尝不是其岌岌可危的资金链的重要一环呢？

　　今年年初，中科崩盘事件爆发，ST中科名下近8000万元国债和中西药业持有的3755822股岁宝热电以及38600手国债被申银万国抛售，申银万国被逼上了中科系事件的前台。目前申银万国涉及的诉讼有两宗，一宗是ST中科诉申银万国，诉讼标的8000万元，另一宗是申银万国诉深圳中科创业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科创业公司，诉讼标的为1亿元。表面上看，两宗官司如果都是诉方胜诉的话，申银万国并不吃亏。而万一失手的话，最多可能损失1.8亿元。

　　其实，事情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官司本身，关键在于申银万国是否真如外界猜测的那样卷入中科系事件很深。媒体报道众说纷纭，有消息称，申银万国2000年4月中旬曾拆借给上海海燕投资有限公司人民币1亿元，“上海中科承诺代为还款”，2000年8月份拆借给上海中科人民币1亿元。另外，据说申银万国曾一次性拆借给北京中科股东之一的海南燕园投资有限公司6.2亿元，本案主要当事人申银万国南市营业部向吕梁融资就高达12亿元左右，几乎是以1比2或1比3质押融资。

　　事实上，与上海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深圳中科创业公司有过大宗交易的上海新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时，公司几位出资人的注册资本金竟来自同一个地方——座落在上海陆家浜路1293号的申银万国南市营业部。在中科系崩盘阶段，中科系的重仓股票岁宝热电和莱钢股份的成交量排行榜中，申银万国南市营业部数次均排在第一位。

　　中科系的资金链条主要是由上市公司、私募基金、外围公司融资三大块形成，其中又以后二者为主。申银万国可能在实际上帮助吕梁完成了上海部分外围公司的设置及融资沟通，一旦这条资金链断裂，即使把其强行平仓的资金全部算进去，也还要亏损数亿元。

　　我国券商的资金规模普遍偏小。尽管券商在经历了1999年以来的增资扩股浪潮后，目前正在发起又一次的大规模扩容，但是，相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速度，现有的资本金规模使券商力不从心。尤其是对一些区域型券商而言，增资后的资本金规模仍然尚小，在业务拓展上难免捉襟见肘，处处受制。当前，面对造假案东窗事发、承销吃不了兜着走、委托理财保底赔付、违规资金清算撤出等诸多问题，券商资金链随时有可能出现多处断裂。在这样的的情况下，券商的风险犹甚于走钢丝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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