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对中国证券市场以及可能引发的系统风险还没有足够深刻的印象的话，我们愿意在这里贡献几个具体的案例。

华夏证券，中国资格最老的券商之一，注册资本10亿（后扩大至37.47亿），但据《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报道，“根据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02年度审计报告，华夏证券截至2001年12月31日，公司的净资本为负值。”而其在太极集团一家股票上的持仓就达14.2亿元。很清楚，华夏已经在破产边缘。

南方证券，与华夏同时成立的三大券商之一。由于经营不善，公司自2001年以来破产传闻不断。虽然新任老总一再澄清，但从其委托理财的庞大规模及全面换班的情况看，其真实的经营现状恐怕只会比传说中的更为严重。

银河证券，中国目前最大的券商，但在“6·24”之后却被内部工作人员形容为“已经渡过了‘最艰难、最危急’的时刻”。其在“6·24”之前的艰难情况由此可见一斑。清楚的是，南方、银河以及华夏的困境绝非是中国证券公司中的特例，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南方、银河、华夏仅仅是浮出水面的几家。在水面之下，由于数额远远超过人们估计的委托理财资金的套牢，则可能更是暗流汹涌。显然，中国券商的情况已经不能用“亏损”二字描述，他们更加接近于一种整体性的破产危机。

然而，券商危局并不能从总体上呈现中国证券市场在2002年6月之前的风险状况。就我们对中国证券市场近几年的亲身经历而言，通过其他渠道进入证券市场的银行资金以及其他国有资金的数量大概决不在委托理财之下。而这些资金在本质上所具有的“利益输送”性质，决定了它们必然是各类老鼠仓的套牢对象。我们不愿在此提及那些我们完全认可其真实性的可怖传闻，因为人们完全可以凭借常识而推知。由此我们知道，在2002年6月，中国证券市场的风险已经远远扩散到了证券市场之外，它十分接近触发一场未曾预料的金融和社会危机（虽然有“多事者”预料过，但谁也不相信它会真的发生）。更加关键的是，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这一场危机就有可能发生在极端敏感的时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政府会突然中断一场信誓旦旦而且意义重大的改革。

“6·24”痉挛之抢救运动的本质，我们也可以从市场的其他侧面发现。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大盘携带天量跳空之后，仅仅冲高1748点便再也无力上行，随后就再一次进入人们已经熟悉的阴跌走势，直至今天。所谓“6·24”行情仅仅是一个只持续了两三天的牛市。但它在60—70点的窄幅区域中所堆积的巨额成交量，却意义深远。这个意义就是，大批券商和其他国有投资机构又一次借不光彩的手段逃脱了市场惩罚。一位非常熟悉券商委托理财业务的人士透露，6月24日到6月26日的三天时间内，券商手里的委托理财资金大概有700亿元“胜利大逃亡”。银河证券旗下的多个具有委托理财性质的强庄股在“6·24”行情中的表现，也非常精准地说明了同一个问题。但是，谁来为他们的逃亡买单？当然是那些不那么重要的投资者，包括那些急于扳本的普通投资者，包括那些自以为谙熟中国国情的短线客，这些牺牲品中甚至包括了众多基金。当然，与券商相比，基金在政府眼中的权重要小得多，原因很简单，基金的钱仍然是老百姓的钱，它们是可以甚至值得被牺牲的。据我们了解，在“6·24”行情爆发的时候，许多基金的确不知情，他们是在消息公布之后迫于业绩压力而匆忙建仓的。因此，他们也只能是牺牲品。

然而，“6·24抢救运动”真的成功了吗？也许是，因为它成功地抢救了一批国有资金和一批既得利益者。但被换进去套牢的人真的就比上面那些人更不重要吗？难道因为这些人的沉默就一定意味着他们更没有力量吗？这个答案非常之不肯定。最近一段，当有人终于发现“6·24”不过是虚晃一枪的时候，他们发问：“6·24”究竟谁赚了钱？但这个问题并不准确。在这些人看来，市场就算不是多赢，也至少应该是零和，所以必须有人赚钱。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市场有时候可能是多输的。很遗憾，我们现在的市场就是这种情况。惟一可比的，是看谁输得更少些。

中国证券市场有太多值得人们记起的日子，“6·24”就是一个。不过，其欺骗性仅仅对一个愚昧及市侩的民族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6·24”是一个阳谋!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作者：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