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利益及地方保护主义在比较正式的文本中已经成为了某种“邪恶”和不道德的代名词，但这并不能否认在合理的宪法安排下地方政府寻求地方利益的合法性。然而，在当下中国，被遮掩在地方利益合法性背后的往往是少数权力集团成员的寻租过程。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症结。换句话说，以地方公共利益的名义并使用公共权力来牟取权力集团的个人利益，已经是当今中国地方主义的一个本质的特征。某些地方政府在维护地方利益名义下对证券市场的广泛干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

作为一种体制和文化，庄家就是一种中国病，一种中国式的改革综合症。从这两个方面看，尽管庄家可能改头换面，但中国的庄家时代还远没有结束。

我们反复试图阐明，庄家，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恶”之渊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它背后，有我们看不见但非常强大的制度支持。这当然不仅仅是指证券市场制度本身，更是指作为支持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的更加基本的政治及经济制度。从本质上讲，坐庄，其实就是权力寻租的过程。没有公共权力的介入和庇护，中国的庄家现象就远不会像今天这样泛滥和持久。在权力持续且大规模地介入中国股市的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的确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与政府权力涉入所有其他的经济领域一样，地方政府权力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渗透是广泛和深入的。从对上市指标的垄断，到对当地上市公司的行政控制；从对本地证券公司及投资公司的掌握到对本地其他中介机构的强大影响力，政府不仅是上市公司的主人，也是二级市场上的最有实力的“投资者”。在中国，只有政府才具备完成一次成功炒作所需要的完整而复杂的全部条件。如果我们仅仅将“坐庄”看成是资本家对地方权力的一种贿赂，那可能远远还没有逼近事物的本质。经常的情况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庄家不过是权力的傀儡。没有权力的魔杖，庄家的炒作就可能变成钢丝绳上的舞蹈。而浮在水面并经常被我们所指控的那个“庄家”，不过是这个复杂权力链条中的一环。

目前，地方利益及地方保护主义在比较正式的文本中已经成为了某种“邪恶”和不道德的代名词，但这并不能否认在合理的宪法安排下地方政府寻求地方利益的合法性。然而，在当下中国，被遮掩在地方利益合法性背后的往往是少数权力集团成员的寻租过程。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症结。换句话说，以地方公共利益的名义并使用公共权力来牟取权力集团的个人利益，已经是当今中国地方主义的一个本质的特征。地方政府在维护地方利益名义下对证券市场的广泛干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

一种含混但却被轻易接受的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往往是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那么，这个地方利益究竟是什么呢？虽然谁也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按照一般的理解，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股票上市来转嫁当地的财政负担，并进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第二，政府出于维护本地的形象，树典型，求政绩，并在上市公司方面与其他地区竞争。第三，围绕本地上市公司产生了一批利益群体，这个群体特别有动力推动当地政府的干预。

这些被广泛接受的说法，虽然没有说错，但却比说错更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它没有揭示本质反而掩盖了本质。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说法。

不错，地方政府的确可以通过股票市场来转嫁当地的财政负担，上市公司越多，圈的钱也就越多。但所有的数据都说明，上市公司的直接融资跟间接融资相比是一个非常小的比率。也就是说，通过上市公司融资能够为当地经济带来的收益与其他渠道相比是非常小的。起码，这种收益与我们看到的当地政府为上市公司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当地上市公司反复注入资源以进行所谓资产重组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些重组案例中，许多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在大做赔本买卖。这足以说明，上市融资很难为当地政府带来足够的激励。而在大量资产重组的案例中，这种激励甚至经常是“负”的。所以，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经济利益而干预股市的理由并不成立。至少，它不能成为一个主要的理由，这是第一种理解。

第二种理解就更不得要领。不管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标准中，地方官员的提拔从来就没有与上市公司的数量挂过钩。如果上市公司的数量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前程有某种强相关关系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的上市公司恐怕就不止1000多家，而是要远远超出现在这个规模。就像我们看到，一旦文凭成为官员之间重要的竞争砝码，各级官员中就立即充满了博士、硕士一样。所以，所谓地方政府干预上市公司是为了“面子”和“形象”的说法，更是一种远离问题本质的无稽之谈。

第三种说法似乎比较接近事情的真相。但问题是，“围绕上市公司所产生的一批利益群体”究竟是谁？是一大群人，还是那些关键的“少数”内部人？一个上市公司在一个地方影响的群体其实很小，而能够在上市公司相关操作中获益的人可能就更微乎其微。所以，所谓围绕上市公司所形成的地方性“利益群体”，仍然是一个十分夸大的说法。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真正与地方上市公司利益攸关的只有极少数人。说白了，他们就是那些掌握着上市公司命运的地方权力集团。只有这些人，才能够真正从围绕上市公司的各种活动中，获得与他们所冒风险相称的巨大利益。毕竟，地方政府围绕上市公司所做的种种安排，不仅违规，而且经常有违法的嫌疑。没有巨大的个人利益的驱动，甘愿冒违法的风险去为当地的广大人民谋利益，这当然只能是欺人之谈。

很清楚，所谓“地方利益”不过是一个口号，一块并不高明的遮羞布，其中包裹的不过是地方权力集团成员的个人私利。其违法的本质也根本不是地方政府的违法，而是少数权力阶级成员的违法。在这里，地方利益的合法性被彻底滥用了，它变成了某些权力集团巧取豪夺的合法性。

如果我们对这个结论还有什么怀疑的话，“康赛事件”中涉案人员的身份可以加深我们的这种印象。康赛，湖北黄石的一家上市公司，在一系列造假和操纵内幕曝光后，已经成为官员和上市公司合谋的“典范”。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作者：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