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内忧外患之年，又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时。

俗话说变化赶不上计划，但是中国政府则力图把计划拟定在变化之前。这一会议可谓极具中国特色的安排之一，按照惯例往往在每年11月末12月初召开，也被认为官方对当前经济形势立场以及来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威风向标。

也正因此，每年“定调”的文本也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中文的精妙发挥到极致。从最近几年来看，2005年宣称“继续搞好宏观调控”、2006年希望“经济继续又好又快发展”、2007年改为“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2008年调整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2009年则变成“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则幻化为“稳经济、调结构、控通胀”——也正因此，根据媒体报道，有官员曾索性建议把明年政策基调定为“稳物价、促增长、调结构、保民生”。

来回变化的文字迷津之中，各路人士纷纷精心揣摩，试图给出一番解释。不过，今年有所不同，一方面经济会议召开时间有所延后，引发了对于经济形势共识的猜测；另一方面，今年“定调”悬念似乎较早掀开，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了明年宏观调控两大要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求稳在市场预期之中，“稳健”一词则耐人寻味。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实际政策力度“紧”还是“松”，都被冠之以“稳健”之名，就像政策风向是否逆转，往往统一为“微调”。

在“既要”“又要”之类的主观表达背后，难以扭曲经济的本身逻辑。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结构调整等等目标往往存在彼此掣肘矛盾之处，如何权衡费人思量，往往导致排在首位的目标更令人注意。其中，真正令人印象深刻是2008定调的“保增长”。是年，面对面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着中央财政的四万亿大手笔，中国GDP增速终于“保八”成功。

如何评价四万亿，这将是未来数年中国各界难以回避的话题之一。支持方往往认为这一政策抵御了金融危机、保证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这“看得见”的成功的背后并非没有“看不见”的代价，须知每一项政策推出，除了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更伴随着中长期的潜在效应。

笔者认为，当前看来，四万亿有三大弊端难以回避。首先，这一政策使得过去两年中国经济饱受通胀之苦，直到最近官方CPI才跌至5%之下。通货膨胀，本质就是政府掠夺私人财产一种合法手段，隐秘而恶劣。在当前负利率以及投资渠道匮乏的格局之下，更是一种财富的逆向再分配：不少家庭财产以及民间财富因此缩水，在官方低利率之下，每年银行存款中暗含的通货膨胀税就超过万亿；其次，这一政策导致了大量“国进民退”行为，大量挤出民间资本。过去的天量信贷，更多低效率地分配给体制内势力，造就了一度风靡全国的地王等现象。

最后，这一政策最为致命的败笔，在于再次鼓励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狂潮。中国中央财政看起来只投入四万亿，却以乘数效应撬动了地方政府不知凡几的“四万亿”，导致新一轮投资大跃进。前些年曾经有所收敛的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也因此彻底走向恶化仅官方统计数据就高达10.7万亿，各级政府总负债保守估计将占中国GDP70%以上；进一步审视未来国有银行的坏账预期，其对于经济全局影响也令人战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评论员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