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熊毅 上海报道

　　 在上证指数沉沦到1800点附近的时候，政府终于伸出援手了。

　　 9月18日，除开单边征收印花税的利好政策能够恢复投资者的信心之外，国内的利好消息还有两则：其一是中央汇金公司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并从9月18日起开始有关市场操作；其二是直接利好沪深两市300多家中央企业所属上市公司。国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当天表示，国资委支持中央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增持其所控股上市公司股份，支持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尽管李荣融的话令原来证监会规定“控股股东‘自由增持’上市公司2％股份”有更大扩散的可能，但给市场所带来最大影响的，还是中央汇金公司入市二级市场，并能够“自主购入”三家银行的股票。

　　 之所以说汇金公司的行为影响巨大，理由之一，这部分资金的进场，为中国股票市场提供了增量资金。

　　 更重要的是，中央汇金公司的入市，与以往证监会的救市政策下介入的证券、保险、基金的资金性质不同，其资金属性为国家财政资金。这种资金，被市场称为“类平准基金”，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救市希望和预期。

　　 如果这部分资金不能定位为国家财政资金，那么这部分资金的性质定位应该如何？另外，假定汇金的资金被定义为“类平准基金”，其入市资金在后期所产生的收益部分如何界定和使用？

　　救市资金推手

　　 与以往救市资金不同，本次救市资金不再是证监会管理监督的机构资金，比如获准入市的银行资金、证券、保险以及基金公司资金，而是出自汇金公司、国家国资委所辖的国企控股股东当中。

　　 翻开历史，有明确资金进场救市政策的，是1999年爆发5·19行情时启动的救市。

　　 其诱发因素，是在1999年，管理层推出了“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政策建议。

　　 此次递交建议的，是中国证监会。

　　 在上一轮牛市启动前，2003年4月，由于非典流行，股市行情应声回落。其后稍有反弹，而当股指越过2003年高点1650点继续上行至2004年4月7日见顶，随后一路下跌至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敲出998点。

　　 此时，救市政策早已破茧而出。2004年的利好，除了“国九条”之外，还有QFII试点的进一步推进；到2005年1月份开始，政府又开始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至千分之一。

　　 而2005年，入市资金有三类，一种是券商融资途径放开；其二是保险资金入市；其三是社保资金进入市场。至于具体的数据，当时预测的保险资金为全年1700亿元，社保资金为550亿元。而券商的各类融资，包括部分灰色途径进入市场的资金，其额度迄今没有明确的数据。

　　 2005年那一轮救市的启动，背后除了国务院支持的“国九条”，证监会依然为救市的主要推手。

　　 而本轮救市中，证监会除了“大力支持”之外，主要的动力，却是中国汇金公司。

　　 汇金公司的资金是什么特性的资金？其使用权限是如何界定的？

　　 汇金公司名为“公司”，但有观点认为它仍是政府机构。由于国资委不负责管理金融类国有资产，所以汇金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国家的“金融国资委”。

　　 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证据。早先，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吴晓灵曾公开表示：“借鉴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经验，落实出资人责任，把汇金公司办成金融控股公司，对所投资的金融机构行使大股东权力。”

　　 目前，除工、中、建几大银行外，汇金比较大额的投资还包括分别对国开行、光大银行、国泰君安、银河、申银万国等证券公司进行过注资。

　　 其使用资金的权限，尽管没有明确的公开说法，但部分学者在其动用国家外汇储备用于国有企业，因制度和机制的原因产生的亏损后，对其权限就产生质疑。比如在程序上，当时就有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认为汇金公司应取得人大财经委的授权。

　　 相反看来，汇金公司使用资金权限的大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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