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迎接新挑战 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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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新挑战　开创新局面

　　——访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朱登山

　　本刊记者 林铁钢

　　前不久,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2787亿元可疑类不良资产招标竞价中胜出，取得了一级批发商的资格。这是支持中行、建行加快改制上市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两家银行迅速消除不良资产包袱、改善财务状况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引入市场机制，通过竞标方法确定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一级批发商，通过批量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在我国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刊记者对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朱登山进行了专访。

　　记者：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至今已有5年，这5年中您的感触一定很多，可以简要谈谈信达这5年的风雨历程吗？

　　朱登山：对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来说，过去的5年是不平凡的5年，是艰难拼搏的5年。在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各部委和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处置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许多经验，也锻炼了队伍。信达成立之初，我们没有不良资产处置的经验，完全依靠实践摸索。1999年，按照国务院确定的政策，资产管理公司按照账面价值接收国有商业银行1.3万亿元不良资产，为了实现国有商业银行资产优化，国家决定以债券的形式实行资产转化，资产管理公司按2.25%的年利率向商业银行支付债券利息。以10年处置期计算，资产管理公司要实现24%以上的现金回收率才能达到支付利息和满足起码管理费用要求，压力非常大。过去的5年中，我们树立了千方百计多回收，尽量减少国家损失的指导思想，从国情出发，对负债企业能重组的重组，能救活的救活，既保持了稳定大局，又提高了资产实际回收率。我们利用了包括资产重组、财务重组、邀标转让、协议转让、打包拍卖等多种处置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信达目前的现金回收率达到了26%。比如郑百文股份公司、安徽热电厂的资产重组以及江苏华劲微电子公司的邀标转让等都可称之为信达不良资产处置的成功案例。债转股政策也收到了实效，现在提出回购的企业很多，比如武钢回购股权达到了100%，鞍钢达到了75%，过去包袱特别重的天津无缝钢管厂，债转股后，经营状况逐年好转，盈利上升，今年已经实现股权回购。

　　五年来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处置不良资产要从国情出发。一方面，我国目前的不良资产与国外的不良资产有很大不同，国外的不良资产大部分是不动产，大部分有抵押，而我国的不良资产绝大部分都是信用贷款，主要用于企业的设备投资和流动资金，如果企业垮掉，贷款根本无法收回，所以，必须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不良资产处置之路，核心是要把企业救活，盘活资产，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不良资产的回收率，重组成功就能多回收资产，企业救活还可以回购债权。这是中国的特点，如果企业垮掉，贷款就一分都收不回来，还会影响社会稳定。一些国外的舆论认为我们的资产处置速度太慢，处置效率过低，我觉得他们的评价是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缺乏客观性，甚至是别有用心。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泰国以非常低的价格变卖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导致本国资产大量流失，西方的一些投资银行因此大发横财，我们决不能步其后尘。

　　在5年的运作中，我们还培养了大批的投资银行型专业人才。我们的人员大部分是从商业银行划转过来的，过去对投资银行业务，对评估等业务不甚熟悉，经过这5年的实践，员工队伍已经基本具备了投资银行人员的素质，可以很快地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对企业的发展状况做出判断，提出多种处置方案，熟悉处置程序。可以讲，已经培养出一大批投资银行专家。

　　专业化处置不良资产比商业银行自身处置具有许多优势。用专业化的手段，靠专业化的人才处置不良资产，一是回收率高，二是处置快，三是能真实反映情况。现在看来，资产管理公司不应是过渡性机构，它是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不良资产是客观存在的，不仅银行有，其他金融机构也有，国有企业也有，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来消化。所以我们要培养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这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因此我对资产管理公司的前途充满信心。经过5年的实践，已经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国家又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政策，只要我们不断探索，开拓创新，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记者: 这次信达通过市场化竞标方式取得了中行、建行2787亿元可疑类贷款的批发商资格，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请您谈一下有关情况。

　　朱登山：化解不良贷款和提高资本充足率是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的两大难题。去年年底，国家对中行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后，两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提高，达到了国际标准。如何消化不良资产成为两家银行改制上市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今年上半年，首先对两家银行的1970亿元损失类贷款进行了剥离，中行1400亿元，建行569亿元，按照对口原则，分别委托东方和信达两家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和处置。损失类贷款剥离后，两行还有2787亿元可疑类贷款需要处置。对这部分可疑类贷款，国家决定采用市场化竞标的方式，在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选择一家批发商，然后由其在二级市场进行打包批发。这样，可以发挥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的专业优势，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发现资产价值，提高不良资产处置的效率和效益。

　　为参与这次竞标，四家资产管理公司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无论是抽样调查，还是报价分析、批发方案制定以及标书制作，做的都是不错的，充分体现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实力和几年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但一级批发商只能选一家，竞争避免不了，这也促使我们把工作做得细而再细。由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及有关专家组成了评标小组，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批发方案进行审查，包括批发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投标报价和以往处置业绩、处置经验、组织能力等许多方面，审查是非常严格的，标准是高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最后，信达以88.58分夺得第一名，取得了批发商资格。有的媒体对这次竞标作了这样的描述：“看到了‘战场’的硝烟和竞争的‘残酷’”。信达竞标胜利确实来之不易，公司上下全体员工都从竞标工作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精神为之振奋。

　　信达能够在这次竞标中胜出，除了科学决策、周密组织之外，最根本的在于过去5年所创造的优良业绩、打造的市场品牌和良好的社会声誉，这是竞标胜利的重要基础，这也说明了信达在不良资产处置领域的专业优势、竞争实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记者：这次剥离不良资产采用招标的市场化方式，与过去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如何评价市场化剥离对资产管理公司和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发展的意义？

　　朱登山：随着实践的发展，不良资产按账面值剥离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处置的最终损失不确定，也就是说不良资产能够回收多少、最终损失是多少，没有答案，也不便于国家及早考虑最终损失的解决办法。二是对资产管理公司的考核没有依据，处置回收率的高低没有客观评价标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不良资产的处置。当然，这些问题在2004年初财政部出台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目标考核责任制后，已经得到解决。通过实行处置回收率、费用率“两率”目标考核，锁定了不良资产的最终损失，并促使资产管理公司最大限度地提高处置效率和回收率。

　　这次信达收购中行、建行2787亿元可疑类资产，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化收购，但与过去按账面价值剥离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是一项新的探索和实践，在我国金融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通过竞标批发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为两家银行迅速消除历史包袱，改善财务状况，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这是我国处置不良金融资产方式和手段的一项重大突破，由过去不良资产按政策性剥离转为市场化、专业化竞标批发和处置，有利于引入国内、国外各种资源，提高处置回收率。第三，初步形成了不良资产处置的一级市场，培育和完善了国内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我国不良资产处置需要一个统一、规范的市场，这不仅有利于快速有效地处置不良资产，降低交易成本，而且通过专业化的重组运作，可以优化不良资产组合，挖掘不良资产的最大价值。第四，这是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适应金融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向商业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为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机制提供了制度基础。对信达公司来讲，通过竞标，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员工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为公司向商业化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五，这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推动金融体系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监管水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也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市场化竞标，如同五年前信达公司先行试点一样，把信达公司推上了重要的历史舞台，这也是信达公司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一定会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机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努力开创公司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记者：信达公司取得中、建两家银行巨额不良资产处置权后，面临着繁重的批发处置任务，如何快速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

　　朱登山： 在接收两家银行可疑类贷款之前，我们接收了建行569亿元损失类贷款，还收购了交通银行641亿元不良贷款，加上过去接收的3945亿元政策性不良贷款，这些不良贷款本金累计达到8000亿元；如果加上利息，信达公司累计接收的不良资产规模超过一万亿元。截至2004年6月底，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现有未处置债权和未退出股权资产总额约1.2万亿元，其中信达占6900多亿元，也可谓占据了“半壁江山”。资产规模的变化，一方面表明了国家和社会对信达以往业绩的认可，是对我们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我们既要做好政策性资产处置工作，完成“两率”承包任务，还要做好中、建两行可疑类贷款批发和交行资产的处置工作，同时还要进一步开拓市场化业务，加快向商业化转型，壮大公司的发展实力，为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银行业、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对中行、建行可疑类贷款批发工作来说，任务是非常繁重的，挑战是严峻的。一方面，国家要求我们在2005年底前全部批发出去，从接收到批发只有一年半时间，时间非常紧迫。可以对比一下，1999年接收建行、开行不良资产涉及6万户、10多万笔，这次2787亿元资产涉及23万笔、18万户，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对信达来说这是一项繁重和艰巨的政治任务，务必圆满完成。另一方面，从批发业务本身来说，对打包和重组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完成批发任务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提高打包重组的技术含量，以此来提高资产的价值和投资者的吸引力。这几年，信达虽然在打包和批量处置不良资产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作为一级批发商在较短的时间内打包处置如此巨额的不良资产，还是第一次，需要不断进行创新。特别是在交易结构和交易方式等方面需要大胆探索。第三个方面，这2787亿元不良资产是我们用人民银行的再贷款收购来的，每天要支付600万元再贷款利息。这就像出租车司机，每天要先把600万元的“份钱”挣出来，再有收入才是自己的，资金压力是比较大的。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我们都要千方百计加快处置进度，圆满完成批发任务，向国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批发处置中、建两行2787亿元不良资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为此确定了两个层次的目标：一是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国不良资产处置一级市场，维护国家利益，兼顾社会稳定，这是宏观目标；另一个是追求现金回收最大化和资产处置费用最小化，这是微观目标。实现这两个目标，对公司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思想观念的转变，向批发角色的转换，内部组织机构的调整，人力资源的调配，处置技术和手段的准备，等等。

　　总之，我们将从国情出发，采取科学的定价方法和与国际接轨的程序，采用多种组合的批量处置方式，积极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特别是要加强与其他3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合作，完成批发处置任务。

　　记者：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最近在东北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请您就相关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朱登山：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东北三省不良资产处置的进度也并不平衡，在辽宁、吉林较快，在黑龙江则相对较慢。这次在东北集中处置不良资产主要是考虑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政策以及一些国外著名投资银行对东北的资产比较感兴趣这一因素。信达这次在东北就185个项目总计150亿元的资产与相关投资者进行了洽谈，这些项目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由债权、物权和股权类资产组成，涉及房地产、煤炭、电力、林业、商业、化工、建材等10多个行业。这次不良资产处置招商洽谈会吸引了包括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等国际知名投资银行的参与，8月23日当天，摩根士丹利亚洲添惠公司就和信达签约，向大连北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电力项目抛出橄榄枝。高盛对我们此次处置的不良资产的兴趣更为广泛，涉及了包括建材、电力、林业、建筑、纸制品、公用事业、冶金等总计十几个行业和部门。我认为，此次东北地区金融资产处置招商洽谈会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东北老工业基地和金融体制改革战略部署的具体体现，也是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进一步拓展不良资产市场，提高资产处置效率的重要举措。　

　　记者：信达公司目前同时兼具不良资产零售业务和批发业务两种功能，请您谈谈该如何妥善处理二者的关系。

　　朱登山：目前，信达已经成为国内不良资产处置领域第一家具有零售和批发双重职能的综合性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覆盖多家银行面值上万亿元不良资产，并为公司今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两种业务功能的作用，既要做好政策性的资产处置工作，又要做好新资产的接收和批发工作。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把信达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资产管理公司。

　　要认真落实资产处置目标考核责任制，全力做好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实行资产处置回收目标考核的改革方案，是国务院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推动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资产管理公司向商业化转型的重要基础。因此，无论新资产的接收与处置任务多么繁重，信达公司都要圆满完成政策性资产处置任务，坚定不移地推进考核目标的实现。

　　批发和零售是处置不良资产的两种不同手段。对中行、建行剥离的可疑类资产，我们主要进行批量处理，提高处置进度，降低处置成本，同时也要达到预期的回收率。对政策性债权处置，我们也要通过多种处置方法加快处置，适合进行批量处置的，也要进行打包拍卖，提高处置效率。对于有重组价值的项目，尽可能进行单项处置，最大限度恢复和提升资产价值。这两种手段都要用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因此，我们要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善于“弹钢琴”，确保各项业务再上新台阶。

　　中行、建行不良资产收购竞标的成功，标志着信达公司的资产处置业务和战略转型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再创佳绩，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