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峥嵘：经济局部过热是谁造成的

　　--评析政府调控市场的有效性

　　郭峥嵘

　　自2003年以来，对通货膨胀担忧的声音不绝于耳，对通货膨胀预测的文章充斥报端，到目前为止，争论之声仍没有平息。对于未来是否会有局部性通胀转变为全局性通胀，一 时似乎还难下明确的定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对全局性通胀的担忧已经大大地减轻。在此喘息之际，让我们仔细回顾一下我国为何会出现局部性的通胀？这样的通胀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什么样的影响？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的经济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建立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之上，通过低端产品的生产以满足国内外消费的需求。为什么主要是低端产品？由于我国缺乏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以及国内大部分企业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而形成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生产模式，造成了低工资——低消费——低技术低效率——低回报的经济循环模式。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维持较高的就业率，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持较高的投资率，这也是亚洲地区所奉行的经典模式；除了正常维持的低消费之外，通过一段时间的储蓄积累形成的一次性局部的消费升级会带动消费品产业的发展，但是消费的局部性升级无法产生消费的结构性转变。

　　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无法冲破这样一种低技术低回报的模式，我们也就无法摆脱目前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摆脱这样一种模式也不是单纯依靠主观意志能够改变的，从市场角度看，在我们没有消化全社会大量剩余劳动力之前，我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就受到了限制，消费也同样会受到抑制；再者，企业在长期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同时，也就渐渐丧失了开发高新技术、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力和动力，从而被动地陷于低效率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之中。

　　近期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什么问题？

　　自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的经济虽然没有陷入衰退，但是在金融紧缩的过程中通缩却持续多年阴魂不散，使得政府的决策者们对通缩的担心较之通胀更甚。2003年上半年，市场出现了多年少有的价格微弱的上涨，即使是局部的也令人欣喜。随之半年后，原油、石化产品、铜、铝、大豆、棉花、小麦等初级产品出现了普遍的大幅和快速地上涨，形势的突变一下改变了人们原有普遍的担心，转而担心通胀的产生。但是大宗原材料产品的上涨并未带动终端产品价格同期上涨，使得经济学者们对价格传导机制充满了疑虑，是传导机制出现了问题还是通胀并没有发生？

　　这一轮经济增长正处于我国向重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的阶段，同时在受到加入WTO的推动，政府和民间的投资都出现了急剧的增长。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经济结构中不平衡、低效率、缺乏竞争性的重复投资都不断地显现出来，成为导致经济出现过热甚至出现泡沫的主要因素。这些问题的出现包括人们对价格传导机制的疑虑实际上反映了经济结构中更深层次的问题，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恰恰是政府最需要关注的，采取简单的方法抑制投资和信贷只会是治标不治本。

　　政府改变通缩了吗？

　　在2003/04年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中国因素”功不可没。那么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因素”？

　　政府在1997年以后，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一直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由于货币传导效应的滞后性，在大量货币投放的初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效果，进而使得政府继续在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和重工业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政策直接导致了钢铁、石化、有色金属、水泥、房地产等行业投资规模的扩大。直至2003年，由于全球商品价格周期从谷底震荡进入了上升阶段，“中国因素”在此时期掀起一轮商品价格上升的狂潮也就生逢其时了。因此确切地讲，全球商品价格周期因素也对价格上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局部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改变了通缩的局面了吗？恐怕没那么简单。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仍然处于低工资——低消费——低技术低效率——低回报模式当中，想要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缺乏更有效手段的情况下，必然会陷入高投资——高增长——低回报——更高投资——更高增长的模式当中，结果导致上游局部产品的供不应求，下游产品的生产过剩、库存增加和消费迟滞，在消除局部通胀的泡沫时，整个经济体可能要面临更大的通缩的危险。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政府的市场调控行为能为经济创造了增长的动力了吗？

　　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经典的教科书中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我想还应该增加一个更为重要的要素是：基于社会和市场下的法律框架。隐藏在这些要素背后的对经济产生直接推动作用却是：生存竞争。那么，建立一个基于社会和市场下的鼓励竞争的法律框架便首当其冲，在此框架之下如何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如何合理高效运用自然资源、如何建立一个高效运转的金融体系、如何营造一个技术开发和创新的氛围将直接影响到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能力。

　　货币是中性的，它无法为市场带增长的内在动力，当简单的大量投放货币时，中长期的效果只能是造成整体价格的上涨，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不到关键的积极的作用，相反还可能降低劳动生产率。我们在讨论“消费”的概念时，需要区分的是“内生性消费”还是“外部刺激下产生的消费”？如果是“外部刺激下产生的消费”同样无法为经济带来增长的内在动力，盲目的消费很可能还会造成大量的浪费。

　　凯恩斯理论展示给我们的是：利用增加货币发行量来引导消费倾向，再用较高的消费倾向促进经济的增长。这样的方式真的有效吗？促进消费倾向的增长真的能给经济增长带来动力吗？

　　政府的调控为市场带来了什么？市场在政府的呵护下又失去了什么？

　　自从1994年宏观紧缩以来，市场的投资热情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再加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更是雪上加霜。亚洲国家的问题和中国是如出一辙，由于过量的投资导致资产收益率大幅降低，资产质量的下降和货币供应量的大幅上涨必然导致了经济泡沫的出现，西方的投机者只是用了“一根稻草”把这个巨大的骆驼压弯了。

　　金融风暴结束后，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挽救经济的颓势，在人民币的汇率调整无法有效利用的前提下，这一方法更加成了最后一剂药方。在这一剂强心针的作用下，经济的衰退和滑坡得到了抑制，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但是问题真的消失了吗？

　　俗话说，“苦口良药”。这一剂药方实在算不上苦口，甚至还有点甜头。原本资本回报率不高的资产和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在这一轮大规模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当中变得更加地令人失望。同时，政府的投资还会制造局部的垄断，局部的垄断导致局部的价格失衡，从而使得整体经济受到损害。在这些投资行为背后，还会滋生出不为人觉察的腐败行为，贫富差距因此变得进一步扩大，政绩工程的风气盛行，资金被非法挪用产生无法弥补的黑洞，总之，在市场经济中非自发性的投资很难给经济发展带来内在的动力，反过来会使我们忽略市场经济中真正需要关注的因素，而这些要素的改变是较为缓慢的和耗费精力的，并不是人们通常所愿意看到的那种“立竿见影”。

　　政府调节市场的重心应该放在何处？

　　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提高效率、增进平等、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至于最后一点，对于各国政府来讲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是否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要看是否能够掌握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是否能够尊重市场的行为。

　　在经济发展的五个要素中，政府所要施展的不是代替市场的投资行为，而是为市场的投资行为提供更好的条件和环境。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更加需要关注上一轮投资热潮中遗留下来的结构性问题。诸如：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是否还存在缺陷？是否需要强化全社会的执法力度？劳动力素质是否存在结构性的不平衡？是否需要加大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力度？是否存在滥用自然资源的现象？金融领域的资金流动是否畅通和高效？市场的定价机制是否健全？技术开发和创新是否有被忽视的倾向？企业的研发投入是否偏低？只有在这些要素得到进一步改善之后，下一轮经济扩张才能具备坚实的基础和足够的动力源泉。

　　未来的通货膨胀还会出现吗？

　　在分析了上述各项要素后，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在这些矛盾没有得到化解之前，由内生性消费推动产生的通货膨胀在中国是很难出现的。而大量投资导致的局部的通货膨胀只会在局部的市场的某一阶段中出现，很难出现全局性的通货膨胀。

　　因而，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的不是全局性的通货膨胀，而是非市场化的投资行为，以及在目前存在市场之中的阻碍经济增长的各项要素。

　　新浪编者注：本文为作者授权新浪网独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体及网站不得转载，除非获得新浪网及作者本人书面授权并注明出处为新浪网。欲转载者请来信[e-mail], 或致电：[phone] 转5173联系。本文观点纯属作者个人意见，与本网站立场无关。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新浪财经频道的支持，欢迎赐稿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