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永亮：股市金融家的脑子哪儿去了

　　常永亮

　　十四年的中国股市有一个最大的怪异现象是：小股民都聪明，金融家都愚钝。

　　才上高中的女儿就大言不惭说长大了想当金融家。我知道金融学是极要脑力的，当金融家需要的聪明才智可不是一般的。女儿有没有这个才智我心里没底，因而本来挺紧张的 。看股市看得久了，渐渐发现不管是官员金融家还是学者金融家，只要一谈股市，对那么浅显的问题都是极懵懂的，还不如小股民看病把脉一针见血，这样就又对女儿充满了信心。

　　全世界的金融家都极聪明，全中国的金融家都极傻，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对劲儿！当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哪里不对劲儿的时候，脑子里就总是冒出那不光彩的两件事来——

　　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去市场买带鱼。0.38元一斤，我要买5斤。老太太营业员一时没有算过账来，应该是1.90元，她要我1.60元。省下0.3元，装进那时一个小学生的衣袋里绝对是一笔小财富，于是我决定装傻。都快走出大门口了，后面的顾客多嘴，硬是让老太太又把我喊了回来。结果很简单：意外之财一分钱没捞着，还受老太太一顿奚落：看起来挺聪明的学生，怎么也算不过账来？

　　80年代末工厂里开会确定市场部销售计奖办法。照理销售单价高，利润率高的品种应该乘一个较低的系数，销售单价低，利润率低的品种要乘一个较高的系数，这样可以调节各部门员工辛苦付出与收入获得的苦乐不均。主管销售的厂长是个大老粗，他说搞出个系数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简单一些？正好我的部门品种销售价格高，利润率也高，我似乎想也没想就灵光地迎和厂长的意见：就是，先搞一个初步方案么，试一试再说。最后我和厂长的意见占了上风。接下来的3个月，我的部门每月提取的奖金额都超出其他部门5倍多。其他部门终于不干了，要求修改提成办法。奖励不公是显见的，作为受益方，我当然是尽量设置障碍能拖就拖，就又维持了3个月。前后共拿了六个月的超额奖金，也算发了一笔不小的财。

　　两件事的代价，一个是被老太太和后面买带鱼的叔叔、阿姨当成了品德不好的小混混儿，一个是招来同僚经理们的蔑视：这点儿数学基础都没有，还怎么当经理！这样的两个代价都挺憋屈的，但想到得到的和可能得到的利益之大，心里就还能够平衡，觉得值！

　　在尚存的道德意识里，笔者原本是打算这一生不把它们公之于众的。因为到底还是觉得丢脸的。只是在中国有了股市以后，在看到股市中真正的聪明人那些装傻充愣的超绝心计，才惭愧自己那点儿小把戏不过是小儿科，因而才敢和朋友们讲出来，才敢在这里写出来。

　　在我们的股市已经变魔术般的把几乎所有的，精的，傻的，公家的，私家的投资者的钱财都吸光了的世界末日般的惨景下，人们的思辨意识只有升华到哈姆雷特那般的境界，才可以理解：我这样做，绝不仅仅是为了反讽那些在股市中糊弄股民而取得暴利的利益人，实实在在不谦虚地说，是经过了这14年股市的洗礼，自己的世界观有了一个本质的提升，思辨意识达到了一个绝对高新的境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顺势者昌，逆势者亡！为己、自私，绝对的是天赋人权，绝对的无可指责！

　　是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顺势者昌，逆势者亡！14年中在股市的上方审时度势，摇旗呐喊的利益人都发了横财。14年在股市的下层漩涡里搏杀的股民都成了冤大头。我们应该怨谁呢？前些年笔者也和多数的流通股民一样，怨上市公司圈钱的目的不纯；怨机构的不顾国家利益；怨庄家、黑嘴的用心歹毒不善良。是在怨了那么多年，没有怨出奇迹来，没有怨来圈钱人的良心发现之后，笔者才开始醒悟——

　　圈钱，是没有理由指责的，只要是制度规定！

　　贪婪，是不应该有度的，只要法律准许！

　　甚至抢劫诈骗杀人，也不应该咒人家死的，只要法律规定他只需缴纳罚款两毛钱！

　　——在制度、法律的限度内，人们可以，也应该放开自己的手脚和心智，去搏击财富，去争夺自己的利益，而且还应该是理直气壮，堂堂正正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即将接受并崇尚的人本主义的真正内涵！

　　处身股市下层漩涡里的小股民，如果明天就提拔你到了股市上层摇旗呐喊的位置，你低头俯瞰难兄难弟小股民的惨状，又举手就可接得飘来的，无穷无尽的人民币，而你就是不接，还要表现聪明：“错了！我们都错了！股民的悲惨是我们设计失误造成的！”那你自己可以给自己下一个判定，你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人呢？你是殉道者呢？还是真理的卫士？在艺术世界里你可以是！而在现实世界里，你注定是疯了的堂吉珂德！你是个人性不健全的不完整的人！而不是大写的人！你注定救不了股民！当所有的股民望着你两手空空从高层归来的时候，你不要作出英雄惜败无怨无悔的样子，股民们不会把你当英雄，只会因为有了你这样一位在钱堆里走过一遭却一文钱没有挣到的智残人士，而使自己稍感慰籍而已。

　　每个人都逃不脱社会架构的规限。人们的道德操守本质上更是人们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就像诚信的美国人在他的国家里是诚信的，那是他谋生、立身、事业的需要；诚信的美国人到了中国注定不会还那么诚信，这也是他在中国谋生、立身、事业的需要；中国的企业疯狂造假也要挤进股市，那是因为中国股市有制度规定：企业一上市，不需要实业拼搏就可以实现企业利益、高管利益的最大化，因而这样的选择完全符合企业运营的目标；国外却有许多大公司你哄他上市他也不上市，那也是因为他们有制度规定：上市要公开自己企业的经营信息，要给投资人挣钱，要冒被别人合法收购的风险，因而企业选择不上市，也完全符合老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

　　这样看来，美国人在美国讲诚信没有错，美国人在中国不那么讲诚信也没有错；企业在中国做梦都想上市是高管们的精明选择，企业在别的国家里并不都想上市也是人家老板的精明选择。可见，人们在一定的法律制度框架下的行为选择都没有错。大家都没有错，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市场就那么的不和谐，那么的荒唐，显然一定是哪里出了岔子！排除了人，那岔子就只能出在社会的法律制度设计上！

　　我们中国也有法律，也有制度！制度维护者会说。

　　我们中国的股市也有规则，也有监管！股市管理者会说。

　　我们有没有法律、有没有制度的争辩早已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建议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来品味一个制度设计的“小把戏”。很可能一个好的法律制度的设定就在这样的“小把戏”里面：

　　一部好的宪法，几乎全部的精神都体现着对权力的制衡关系，而不是对公民行为的约束关系。1868年以前的美国宪法实际上是美国“二元联邦制”政体的体现。州政府有着比中央政府宽泛得多的权力。美国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中有这样的规定：“凡未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均归州政府行使。”这样一句在我们中国人一般性理解下再清楚不过的语言，美国宪政的制定者们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对“授权”二字的理解。“反联邦党人”要求在“授予”前面加上“明示”二字。麦迪逊则坚持：“使政府局限于使用明示权力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使用默示权力。”最终修正案采纳了麦迪逊的意见。

　　“授权”二字含义清楚明确，有没有必要再加以修饰？“明示”与“默示”一字之差有多少重要意义？这在我们中国人的立法思维方式下都会成为问题。而实际上，美国法律以及成熟的宪政体制国家的法律，都是在这样命门穴位般的“小把戏”上面发挥出威力的。“默示权力”的确立，给了中央政府更多的权力和灵活的活动余地，相反州政府“多而无界定的权力”受到削减。1868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同样在“民主”与“司法专政”的关系等命门穴位细节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严肃的立法问题上，辩论咬扯的关键字眼儿，决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小把戏”，那里面藏着法理的全部精髓和操作的可行性。

　　中国股市的设计和中国各项法律的颁布一样，都蔑视“小把戏”，都忽略细节。蔑视“小把戏”，法律条文就有无穷的空子可钻；忽略了细节，执行时就无法操作。

　　面对有无穷空子可钻的法律，利益相关的聪明人当然要把这空子用到极致。这几年证监会每出台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规则，就造就一批财富新贵的现象就是绝好的证明。因而中国股市里的金融家们不去揭示这个空子，不是他们愚钝，而正是其精灵透顶的表现。

　　面对百孔千疮的中国股市规则，小股民一个比一个聪明地揭开一个又一个猫腻机关，不是他们真的比金融家们聪明，而是他们身处规则空当的当口，他们最清楚自己被人吸血的苦痛。

　　一个精心设计的合乎人性的法律，能够激发每一个公民的智力，能够规限每一个公民的行为；而一个粗制滥造的违背人性的规则制度，则一面使受益的聪明人永远的装傻充愣，最终真的失了心智，一面使受损的小百姓哭天喊地，最终仇视了整个社会。

　　社会的不和谐皆由此而生！中国股市的不治之症皆由此而生！中国金融家们脑子里的智力细胞也皆由此而流失……治病的方子，当然只有把金融家们、官员们和股市的利益关系彻底斩断。而这也需要法律！需要一个合乎人性的，能够操作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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