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永亮：不和谐社会财富是这样炼成的

　　常永亮

　　身处不和谐社会下层的大众，是不和谐苦痛的承受者。然而他们在忍受煎熬的同时却不知道痛楚发源于何处。就像中国的几亿农民，忍受了几十年的生存挣扎，也从不知道自己承受的是不和谐社会的苦痛。只是在关注民生的新一届政府发现并倡导了创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之后，承受苦痛的大众才若有所悟：原来我们的苦难来自于社会的不和谐。

　　不和谐状态的制造者一个是权力，一个是财富。我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前的不和谐，自是源于权力分配的高度倾斜。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则是财富替代了权力。并非是权力的改邪归正，而是权力找到了替身，自己在幕后操纵着社会财富的倾斜，让财富来主宰社会的不和谐。

　　用乐理上的不和谐音来理解不和谐社会，就很容易理解——和谐社会其实是简单的，复杂在与社会的不和谐。任何一个领域，尽生出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来，就复杂了，就不和谐了——和谐的音乐就是没有杂音。

　　财富是怎样制造着社会的不和谐？这是一个分配领域的话题。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原理来解说似乎过于复杂。对于大众则完全可以从财富的创造与获取两个环节来比照，失于平衡则不和谐，而趋向平衡本是自然万物的生存法则，显失平衡则必有超自然的撒旦在捣乱。

　　大自然赐予的天然财富如土地、矿藏、水资源等等，不管我们人类发现了没有，都是有数的。现代世界财富的高幅度增长，无不是人类智力与体力付出的成果。按照自然的法则和人类劳动的动因，增值的财富自是应当归财富的创造者所有。国家税收的出现、二次分配的产生，本质上不是要改变，也不应当违背财富归创造者所有的自然法则。改变了，违背了，社会就不和谐。

　　然而有了社会分工，有了国家主导的二次分配，财富分配的自然法则就容易落上人工的痕迹。这痕迹上权力的色彩重了，分配就不和谐。正如前面所说，探索不和谐音，那杂音成分就复杂了。

　　——社会分工形成的财富在行业间的流转分配，在商品经济社会是自然而流畅的。而在权力经济社会，就会有权力之手扭转财富的自然流向。位高权重的人青睐的行业，凭空就可以得到恩赐的利润。而被权力忽视的领域，比如农业，人们就要忍受一生与财富无缘。

　　——人治的社会，由“人”监管并支配的社会财富，必是悬在空中的，满目疮痍的大金库。那些疮痍缝洞，有些是建筑设计之时预留下来的，有些是体制内外勾结暗中开凿出来的。自己人抢占了缝洞下的有利位置，张开口袋就可以日日不息地接取缝洞的遗撒。无缘抢占这个位置的普通百姓，就只能日日不息地为金库添金送银。一边是坐享其成地接遗撒，一边是终其一生做奉献，不和谐境况就这样加剧着。

　　——法律身份的卑微，使它不但无法维护社会最起码的公正，还要堕落为权贵们掠夺财富的帮凶。集市上摆摊买菜的小商贩若是稍有违规，处他个上限罚款，那法规文本上有根有据。若是交不起罚金，砸他个家当稀巴烂，也是罪有应得。反过来，大股东将小股民数以亿计的钱财据为己有，挥霍殆尽，纵然证据确凿，条文昭昭，法律也可以换一副面孔，理直气壮出来撑腰：他还不起，只能“以股抵债”！不要的话，股都没了！于是小百姓视说变脸就变脸的法律如猛虎，血汗换来的钱财也不敢据理讨要。权贵们却把法律当大旗，什么时候想银子了，扯出一面旗帜就可以敛财富。法律，本当是维持社会和谐的利器，却成了财富不和谐聚积的保护神。

　　——人口的过剩，在商品经济社会就是劳动力供给的过剩。这使得残酷的剥削有了大行其道的条件。虽然我们算不清老板智力劳动的价值，也说不出一名苦力员工的身价几何，若是依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的理论，每一个职位的劳动，在价值形成的链条中必有其一定的价值贡献。提取必要的社会扣除后，职位劳动者的所得越是接近他的贡献价值，越体现出和谐的财富分配。然而老板们购买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职位劳动。由于劳动力的过剩，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与真实的劳动价值拉开了天大的距离。新一代的老板占有了比旧一代老板榨取财富更佳的天时与地利。而人和，本就不是原始积累时期老板们需求的东西。是社会需要人和，而社会的管理者却更需要老板的资助。于是就舍弃人和，任凭分配的极度不公，社会就眼睁睁的不和谐。

　　——知识经济下，知识占有的不公，遮盖了知识获取的财富全然归属知识占有者的内在的不公。对于刚刚挺直了腰杆的知识占有者来说，用贫困家庭教育投资的实例来比照可能更容易心悦诚服。三兄两姐辛勤劳作，供养小弟妹念书成才的农村家庭应当不在少数。大哥过劳死，留下稚嫩的侄儿侄女；二姐贫病交加，长年卧床度日；天之骄子小弟妹学业有成，才高八斗，日进斗金。财富的取得全算在自己知识的账上，心安理得弃置兄姐，显然算不得出息儿女。倘若公心父母健在，取富济贫在这个家庭里绝对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取的适当，济于危难，这个家庭就和谐。放大到社会也是一样。我国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是靠农民与工人的无私奉献恢复国力，进而开始原始积累的。到了个人原始积累的阶段，国企的职工已经廉颇老矣，新老农民则至今未取得完整公民身份。知识精英们在堂堂正正靠知识、智慧博取财富的同时，可能并不知晓自己是在父辈辛勤建造的练武场上施展功夫的。公心的，负责任的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调剂、弥合这时代与国策造就的巨隙，社会就趋于和谐。这和平均主义，劫富济贫显然是两回事。

　　——摸石头过河，显然是涉越潜水滩的事情。过大江大河是没有石头可摸的。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明明没有石头可摸了，有权力坐船渡河的高端人群仍然在喊“摸石头过河”，让蝼蚁百姓溺毙于滚滚波涛，显然是对他们的财富别有用心的。因为声明是尝试，是前无古人的，错了，毁了谁，毁了社会，也可以不负责任。而个人，就在这设计好的“试错”当中攫取了财富。——国企掌权人明明是整个企业的财产都供自己挥霍，还要做一个MBO或者自定高薪的改革尝试。尝试中，企业就被淘空了，经理人的家底就殷实了。错了吗？都说错了就改回来，反正到手的财富不会再吐出来。——设计一个股权分置的股票市场，小百姓可能搞不明白，设计者显然没人不明白：一元一股的大股东拿走人家十元一股小股民的资本利润是抢劫。然而有了一个容许试错的借口，抢劫都是可以谅解的了。于是小股民只能在股场里赌完了钱财再赌命，高管们劫取了亿万财富再出国。如此的“试错”，遗留给社会的岂止是不和谐？

　　转型社会的财富大体上是这样炼成的。它有勤劳的成分，也有智慧的因素，更有制度的荒疏与罪恶的渊薮。

　　清算心怀叵测的财富掠夺者是政府与法律的责任。毕竟还有为数不少的正道财富幸运儿在懵懂地享受着财富，坚定地捍卫着“自己的”财富。了解了财富生成的社会性，理解了财富分享的合理性，朝向和谐社会的通道才会是润滑的，惬意的。公共安全的新理念是意味深长的。在这一理念下，和谐的财富分配不再是施舍与让度，它是新型商人和财富的创造者以身外之物的微薄代价换取最佳商业环境，赚取一个和谐社会的精明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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