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世界一流大学--经济现象哲学思考

　　韩强

　　近年来“世界一流”成了最时髦的名词，企业要争500强，某钢铁公司要增发股票，其理由是要做世界钢铁企业的前三强。“做大！做强！”成了鼓舞人心的口号。教育界呢？提出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学校领导做报告，必谈“世界一流大学”。

　　《中华工商时报》有篇文章说：

　　新年前后，海啸之外，最富爆炸性的新闻莫过于某校的虚假宣传了：利用不少国人“美国人还会有错么？”的盲目心理，先在《洛杉矶时报》自费刊登了一条广告，声称自己被“美国50州高等教育联盟”评选为中国大学排行榜第十名，然后，又“出口转内销”，把广告“翻新”为新闻，在国内许多网站上大肆传播。终于招来了教育部的严词谴责。

　　教育部此次大怒当然是值得“欣喜”的，因为相较2004年发生的各类丑闻，如让女大学生陪舞、招生腐败、学费“杀人”等等，教育部这回可谓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没有表现出惯常的拖拉作风。但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美国连教育部都没有，当然也就不存在惟一正确的大学排名。

　　看来，关键在于不知深浅高低的某校这次是冒失地闯入了教育部的禁脔：给大学排名不仅是教育部追求的最高目标(典型的口号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而且也是其激励各高校的主要手段。由于心目中的“世界一流大学”都在美国，因此以“美国50州高等教育联盟”的名义制造的假新闻就更属于是可忍，孰不可忍！

　　细细想来，教育部倒是应该借此机会检讨一下自己的评价体系和工作方式。比如，是不是真的存在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超越文化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如果不存在，提这样的口号岂不是无的放矢吗？再比如，要排名就必须要有量化的数字，但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她的核心指标，即人文精神以及人文教育的水平，恰恰是无法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则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的“麦当劳化”———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效率至上性，技术取胜性，而培养出来则并不是一个和谐的“人”，而是一种缺乏人文关怀，工具理性发达，价值理性贫血的标准化“产品”。(《教育部为何龙颜大怒？》2005年1月7日)

　　的确，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一下，有没有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超越文化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是一流大学，是学校的高楼多，还是教学质量高？是“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多，还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文科的博士生要想拿学位必须拿出两篇核心刊物的论文。有人计算过全国进入“核心刊物”的有400—500家，每期全部刊登博士生的论文也不够用，于是一些刊物出特刊。但是出论文不能白出，要收版面费，生活困难的学生只好少吃简用，挤出钱来出论文。当然了，教师也别轻闲，规定每年至少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也有人计算过，全国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再加上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副研究员，每年发两篇，大概现在的核心刊物也不够用。于是教师们开玩笑：一个圆只有一个圆心，都是核心等于没有核心。400—500家“核心刊物”，究竟谁是核心，是不是象打靶一样，划出10 个圆，来个10环8环什么的，把“核心刊物”分成10级，如果一次中了10环可以顶10篇论文，这样可以5年不写论文了。

　　想当初，香港《大公报》是在天津创刊，发表了20世纪初的许多学者论文，当时也没有核心刊物，但是许多文章至今仍然有很高学术价值。搞“核心刊物”。而且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形式主义。有点形象工程的味道，也很象中小学应试教育。什么都要“量化”，那么“质”在哪里呢？

　　最近，在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统考之际，复旦和上外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昨天再度建议：“该项考试不妨取消！” 实际上，两位老教授都是外语教学的国内名家，之所以不赞同四六级统考，系出于日渐由“工具”异化为“敲门砖”的趋势。

　　他们说，数十年前，外语好的大学生并不匮乏，外语教学也无非是众多课程中的一项而已。可现在，无论什么专业的学生，外语学习都成了头等大事、重中之重。不少学生不管进什么课堂，必备英语课本和辞典。一年到头，有一半甚至更多时间，在“孜孜不倦学外国话”。

　　更令两位外语教学大家感到“非改不可”的是，英语四六级考俨然已演变成拥有“一票否决”的“生死符”。 这一说法并非危言耸听——尽管教育部从未将四六级考的成绩与学位挂钩，但全国绝大多数高校，都“自主”将该挂钩定为校规。每年，沪上高校未获学位的本科毕业生中，一半以上是因为未通过英语四级考的门槛。不少同学专业成绩优秀，惟外语不过关，也只能冲着研究生院的大门叹息。(《两资深教授质疑英语四六级统考建议将其取消》《新民晚报》记者曹奕)

　　实际上，大学教授对于英语四六级考俨然已演变成拥有“一票否决”的“生死符”，早就议论纷纷。不管什么专业都要考级，在硕士生和博士生教育中，已经成了负担，有的博士生要用一年甚至一年半的时间去“考级”，作论文的时间就很有限了，现在由外语教师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想一想，一个博士生要两篇“核心刊物”的论文再加上“六级英语”，三年之内，他们还有多少时间作论文呢？作为大学第一线的教员，我们诚恳地希望别再搞形式主义了！

　　一篇题为《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迷惑》的文章正在一些大学校长当中流传。文章作者杨福家是原复旦大学校长，现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文章写就于2004年3月，但是杨福家的“迷惑”--近几年来，中国的大学为何越来越热衷于大楼而不是大师——直不解。直至2004年年底，杨福家说，有位内行领导在看了文稿后写道：“你的观点我都赞同。很多学校的领导也懂得人才的重要性，但是很多钱是通过专项经费取得的。有的来自政府，有的来自某些财团，有的来自银行。热衷投资于教育的人，不一定懂得教育，他们希望投资见效，最快的途径就是盖房子。你不盖大楼，就得不到这笔钱！

　　目前，计划把校园面积扩大并超过5000亩的高校已不在少数。有的省为建大学城已负债20余亿。据报道，到去年底，全国共有50多个大学城正在兴建，其中，南京的仙林大学城，宣布投入50亿元，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相当于26个北京大学的面积！为了建大学城与拆迁户闹纠纷的事例常有所闻。最近有一位院士很反感地参观了某高校十分豪华的餐厅。

　　建世界一流大学靠什么？肯定不是靠大楼！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中，并没有校园面积或校内建筑面积这类项目！2004年与哈佛并列世界第一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6500名学生)占地1820亩，哈佛大学占地2300亩(近两万名学生)；世界大学排名在100名之内的诺丁汉大学(含农学院)占地3400亩。比复旦年轻6岁的香港大学，无论建筑面积，还是校园面积，都远低于15年前的复旦，但是今年它在我国内地招到了最好的学生，从2000余名报考学生中选了1000多名，再经过面试，最终录取192名，其平均成绩超过了我国内地的名牌大学。它在世界大学中的位置则肯定在前250名之内！在高楼大厦闻名于世的香港，香港大学虽处港岛，占地很小，但从未计划建造超高大楼，因为它不符合教学科研的需要！

　　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大学(UTD)算不上一流或二流大学，3年前无一人有资格参加某纳米国际会议。但数月前召开的同样会议上，该校派出了以麦克迪尔米德教授为首的50人代表团参加，作了1个主题报告，5个大会报告。该校在纳米科技领域的一个成果于10个月前在《科学》、《自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美国各大报刊纷纷报道。巨变从何而来？以人为本！！他们看准方向，引进了领军人物及在第一线战斗的战士。(《中国青年报》2004年11月17日)

　　由此可见，所谓“一流”最重要的是教学质量，是科研成果，是学术精神，是文化价值，而不是“大楼”，从中央电视台水均益采访普林斯顿大学女校长的访谈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校长经常与教师交流，甚至到学生食堂吃饭。她要抓的是学校的学术精神，要培育的是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但是，我们一些地方热衷于“大学城”，想把大学集中到某一区域，不仅花费了大量资金，而且使大学远离城市、远离社会——如果河北某地的大学城。这不仅割裂了大学周围的文化氛围，而且增加了学校师生进城的经济负担，甚至把学校变成了世外桃源。人们不禁要问：这种与世隔绝的大学真的能培养出有用人才吗？更何况，所谓“一流”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任何大学不可能每个专业都是“一流”，即使是“二流”、“三流”的大学，也可能出一流的成果，克萨斯州达拉斯大学就在3年进入纳米技术的前列。“以人本为本”，才能发挥出效力。

　　我们还注意到：北京大学青年教师李猛，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北大社会学系任教5年，曾获北大第六届“十佳教师”称号，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北大某教授的“改革方案”提出质疑：

　　什么是“世界一流”？

　　要使北大成为一个这样的一流大学，就要弄清楚对北大现有不同学科而言，究竟什么样的学术方向才能真正迈向“世界一流”。

　　比如，北大的理工科院系，在现有的资金条件下，是否能够凭现有的实验条件进入世界一流；究竟哪些领域有这样的机会，哪些领域没有；如果有些学科在二三十年内都没有可能进入美国标准的“世界一流”，这些学科是应该停办，还是应该为更长远的学术发展进行扎实的基础性学术积累。

　　像管理学院和法学院这样的职业学院，如果按照某些美国标准来计算毕业生的工作起薪的话，恐怕中国永远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但如果评价对各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力的话，怕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和法学院也不能相比。如果是这样，它们的“世界一流”又应该如何衡量呢？

　　在受这次改革冲击最大的北大人文科学领域，其中许多学科在世界上具有绝对领先地位，甚至也是北大将来成为“世界一流”的主要机会。在中国历史、中国语文和中国哲学方面，海外学者的研究水平，是否在整体上能够甚至应该成为评价中国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呢？事实上，美国的中国研究几乎从未超出地区研究的范围，很少对其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以美国学术界的边缘学科来规范中国大学中最具学术底蕴和研究传统、也是对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与文化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这是否与建设一流大学的努力背道而驰了呢？(《如何改革大学？——对北京大学人事改革草案逻辑的几点研究》《书城》2003年第8期)

　　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文化背景，就有不同的“一流”，如果一切以哈佛为标准，那就要捆住自己的手脚，什么也别干了。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清华是不是一流的？我说：是！因为它们的文化精神影响了一个时代，抗日战争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是不是一流的，我也说：是！因为它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整整一代大学生，其优秀者后来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李猛还提出“企业的逻辑与大学的逻辑”的问题：为什么要采取终身教职制度改革北大呢？“说明”的理由还是：企业与大学不同。方案一再强调企业与大学的差别在于“学术市场和大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体现在“用人”机制上。而用人的机制正是这份北大改革方案的焦点，这难免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草案一边在关键机制上强调大学和企业在逻辑上的差别甚至对立，另一边却坚持用企业改革的逻辑来衡量北大这次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机制呢？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在谈及现有用人机制或者批评者提出的以副教授为起点的终身教职制度时，某教授往往称其为“铁饭碗”，是计划经济的“漏网之鱼”，言外之意，只授予正教授以终身教职就完全摆脱了“铁饭碗”。难道正教授的终身教职或长期教职就不是一种“铁饭碗”吗？

　　李猛的提问非常有道理，他还指出：北大的改革草案与英美大学普遍采用的终身教职制度的另一个重大差别是，其所保护的教师在范围上大大缩减。新发表的第二稿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但某教授仍然强调他设计的方案在美国也不乏先例。让我们通过统计数字来看看这个先例所占的比重。根据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在2003年发布的统计，美国大学的正教授中，进入终身教职序列的有98%，获得终身教职的有96.6%，在副教授中，进入这个序列的有95.9%，拿到终身职位的有84.7%，甚至在助理教授(大致相当于北大的讲师)一级，也有13.6%的教师获得了终身教职。显然，美国大学中绝大多数副教授是拥有终身教职的。(《如何改革大学？——对北京大学人事改革草案逻辑的几点研究》《书城》2003年第8期)

　　我认为：这些实际统计数字，恰好说明美国大学也不是轻易搞“末位淘汰”的，实际是教授与副教授职位的稳定。教师可以在大学之间流动，但职位是稳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学不是企业，企业追求是的商品标准化的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标准有严格的规定，所以目标是经济效率。但是大学是培养个性化的学生，如果每个专业的学生都象标准产品一样，那么创造力在哪里呢？再说大学不是汽车厂，也不是电视机厂，而是综合性的教育基地，是不可套用企业逻辑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在评论某教授的《大学的逻辑》时说：从一个方面看有新意，充满了经济学家的实证精神，以及“成本-效益”、“投入-产出”、“产品-客户”等观念，没有旧式文人的迂腐，没有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又显得是在纸上谈兵，除了现在的大学从“投入-产出”角度看效益不高算是击中要害外，对深层次问题思考好象没有感觉。大学充分体现了现体制下的一切弊病，作者依据大学的一般原理，特别是从国外大学借鉴来的原理，如何落实，可能有无法逾越的障碍。(各方专家评说《大学的逻辑》《博正学术》 2004年3月31日)

　　李猛尖锐地指出：如果连评价教授的客观标准都没有，又由什么权威机构来判定一个学科是否处于全国的前10名呢？北大的经济学，有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已经基本试行“新体制”的优秀院系，再加上经济学院，但在教育部进行的高等院校重点学科的评比上却大败而归(排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和复旦大学之后，与辽宁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武汉大学并列第五)。这种学术评价大概不能抹煞北大经济学真正的学术地位，但却多少可以告诉我们学科的“末尾淘汰制”的可行程度。

　　简单地说，新设计的改革机制，不过是提高了旧的运作机制中竞争的风险，却根本没有创造新的机制。以前当不上教授，至少还可以按自己的兴趣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而现在却是失业、被剥夺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草案在表面上和教育发达国家的体制相似，但因为缺乏真正有效的学术机制，整个体制的运转仍将主要依靠旧的逻辑，结果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讨价还价、幕后活动和非学术竞争。这样，将更快地淘汰那些愿意遵循学术自身逻辑进行研究的教师。” (《如何改革大学？——对北京大学人事改革草案逻辑的几点研究》《书城》2003年第8期)

　　任何都知道，学术成果的取得，要经过长期的研究，如果搞短、平、快，那是经不起实践和历史考验的，短、平、快式的“末位淘汰”，(北大方案第三稿删去了“分级淘汰”，“末位淘汰”)可能要伤害那些真心实意进行研究的学者。

　　在2004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的《大学的逻辑》附录二《也谈“如何改革大学” 》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李猛先生所作的“如何改革大学”的长文(以下简称李文)在“世纪中国”发表后，一些网络媒体纷纷转载，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被一些改革的反对者视为影响北大改革进 程“最后的武器”。李文的积极意义在于文中所闪烁的一些真知灼见将提醒这次北大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们在重大的举措出台前需要进一步保持审慎的态度；其消极意义则在于，李猛先生通过玩弄他本人所公开反对的“修辞学”，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看似严谨细密，实则漏洞百出的逻辑，影响和干扰了读者对大学改革的真实意图的判断。(载于《学术界》2003年第五期)

　　谁都知道五四时期，北大新青年运动的口号是“科学、民主”，在于它海纳百川的气魄。对“北大的改革”方案有不同看法，并不等于“反对改革”，轻易给别人扣上反对者视为影响北大改革进 程“最后的武器”的帽子，是否符合“科学、民主精神”呢？一方面指责别人是“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看似严谨细密，实则漏洞百出的逻辑，影响和干扰了读者对大学改革的真实意图的判断”，另一方面，又说“李文的积极意义在于文中所闪烁的一些真知灼见将提醒这次北大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们在重大的举措出台前需要进一步保持审慎的态度”。那么请问：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难道“文中所闪烁的一些真知灼见”是为了“干扰了读者对大学改革的真实意图的判断”？这自相矛盾的语言也合乎逻辑吗？对于改革可以有各种方案，对某一方案有不同看法，难道就是干扰？更有意思的是《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第三稿)定稿中，将第一次征求意见稿第15条中“自2003年起，空缺教授岗位1/2以上对校外公开招聘，对外招聘名额不能用于内部晋升”这一引起了许多北大教师反对的条款进行了修订。删去了对教师流动比例限制，删除了“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的条文；“分级淘汰”，“末位淘汰”这样的术语也不存在。(《北大“癸未变法”低调推进》2004年5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被删去的正是李猛文章中反复论证的观点，也正是《大学的逻辑》附录二所支持的观点。

　　北大是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学，因此其改革方案，也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看了北大的改革方案，尤其是第一稿，大学教师们经常开玩笑，每年都要带研究生，“假如我被末位淘汰了，我的研究生你帮助带一下吧！”

　　还有一个问题：北大人事部改革推进过程中，另一个论争激烈话题就是北大人员构成。2003年北大行政高层在央视的采访中说，北大现有的教师和职工(本部)接近6000人，教师2200多人。也就是说后勤行政占2/3，而处在教学和科研一线的教师只占1/3。有人为此提出质疑，北大庞大的资源掌握在2/3人手里，为什么不改变他们，而先改教师呢？

　　对此解释是，同时推出行政改革和教师体制改革振动太大，不利学校工作的稳定。另外，在教师人事部管理改革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再推出行政人事体制改革，行政人员相对容易接受一些。(《北大“癸未变法”低调推进》2004年5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教师们不明白，改革为什么先改第一线教学人员呢？行政人事部门要稳定，难道第一线的教学人员不需要稳定吗？不是张口闭口就是美国大学如何如何，哈佛如何如何吗？世界上有多少大学“后勤行政占2/3，而处在教学和科研一线的教师只占1/3”？过去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也没有这么多行政后勤人员，究竟是大学呢？还是行政机关呢？

　　在《大学的逻辑》附录三《北大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中的法学思考》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猛烈批评行政人员，包括行政管理人员和行政服务人员的时候，大家似乎都忘了这些人的贡献。有人宣称，北大的贡献都是2000多名教师的，这种腔调，和拍马屁有什么两样？中国的改革都是小平同志的？sars的消灭都是医护人员的功劳？房子都是建筑师盖的？时装都是设计师的灵感？原子弹、氢弹就是邓稼先的？法律上认定一个人的行为，总是需要因果关系的，这包括两段：没有A，就没有B；有了A；就有了B，必须这两部分都符合，才构成行为和结果的合适连接。有了这2000多名教师，就有了北大？那不用改革，统统开除行政人员是最彻底的。

　　任何一个组织，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分工，这些分工哪一个重要？在一项合作中，一个人承担99%，一个人承担1%，谁对完成工作更重要？一个人画龙，一个人点睛，谁更重要？

　　先改谁？我们必须寻找一个判断标准，这个标准从哪里找？我们首先要问，北大的形象是谁塑造的，北大的魅力是谁创造的？和上一个问题类似，对房子不满，先找建筑师还是先另找建筑工人？时装卖不出去，先换设计师还是先换裁缝？

　　那些猛烈批评行政人员的人，似乎忘了，改革并不是将全体北大教员赶出去，将改革的主体换成全称对象，和将行政人员的腐败、浪费、低效率换成全称对象，总是让人想起“阶级论”。

　　为什么要先改教师队伍？很简单，看看我们每年的招生就行了，多少状元、高考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北大，是冲着谁来的？是行政人员，还是教员？先改行政人员的主张者，所犯错误和前面是一样的，就是忘记了谁才是北大的所有者，谁才是北大的评价者，谁才是北大的希望。

　　对于这篇文章，汪丁丁的评论是：

　　“北大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中的法学思考”，作者不是张维迎，但其文字被维迎收录以作“支持”。我相信，任何一位读者，甚至是粗心的读者，都不会赞同如此文风及论理是对张维迎这本书的主旨的支持。在三篇“附录”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周黎安和柯荣住合写的那篇--“从大学理念与治理看北大改革”，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支持”。(《权力配置与大学改革》《财经杂志》2004年3月31日 )

　　汪丁丁的评论是恰如其分的，这样的文风，确实有损于北大“科学民主”的精神，而且文章中的观点也自相矛盾，既然北大的教员和行政人员都有贡献，“sars的消灭都是医护人员的功劳？房子都是建筑师盖的？时装都是设计师的灵感？原子弹、氢弹就是邓稼先的？法律上认定一个人的行为，总是需要因果关系的”，那为什么“对房子不满，先找建筑师还是先另找建筑工人？时装卖不出去，先换设计师还是先换裁缝？”，为什么先要建筑师、设计师负责任？谁都知道在实践中，房子出了问题，不一定式就是建筑师的责任，也有设计没有问题，实际操作中出问题的。时装出问题也有裁缝不按设计操作造成的，凡事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既然，教员、行政人员都有贡献，所谓“多少状元、高考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北大，是冲着谁来的？是行政人员，还是教员？先改行政人员的主张者，所犯错误和前面是一样的，就是忘记了谁才是北大的所有者，谁才是北大的评价者，谁才是北大的希望”，又是从何说起呢？这不是又把教员的地位突出了吗？难道北大五四以来的学风与行政人员无关吗？任何都知道大学的文化氛不仅感染着教员，而且感染着行政人员。高中学生是冲着五四以来北大的科学民主精神而来的。

　　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北大究竟需要多少行政人员？这与“谁的贡献大”，不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大学是行政机构关，还是教育基地？

　　李猛最后提出：学术自由也正是80多年前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最重要的意图。当年蔡先生因五四运动之故暂时辞去校长职务，曾发表声明说：“我绝对不能再做思想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蔡先生此后更是屡次强调用学问之道来克服北大教师学生中的官商两种腐败习气。反对急功近利是蔡先生一贯坚持的北京大学的教育方针。

　　现在，草案支持者呼吁要仿效蔡元培先生推动北大改革。我们希望能够继承蔡先生当年的精神，建设一所真正能够引导中国学术发展的大学，以学术自主的态度克服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对学术的侵袭，培养有利于学术自主成长的环境，促进学术自身逻辑在北大的体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避免重蹈北大官商两种腐败。可惜的是，这次改革草案充满了经济逻辑，也不乏对改革涉及的各方利益的政治考量，惟一缺乏的似乎是对真正的学术规律的尊重，对真正促进中国学术发展的学术逻辑的思考。某教授经常说北大的老师“太封闭”，不了解国际统一的学术规则。但一个根本不尊重中国学术发展逻辑，用市场竞争代替学术成长、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嫁接美国体制的改革方案，是否真正尊重了国际上的学术规则呢？ (《如何改革大学？——对北京大学人事改革草案逻辑的几点研究》《中国青年报》)

　　我非常赞成李猛的看法，同时也希望教育部门直接听取广大教师的意见，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中，别再搞什么“核心刊物”的论文和“六级英语”了(虽然这只是大学自己的规定)，博士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学位论文。我仍然认为：五四时期的北大、清华是无愧时代精神的“一流”，抗日战争时间的西南联大是无愧时代精神的“一流”，因为它们体现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时代精神，体现了一流的学风！现在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应该考虑大学教育如何才能做到科学的发展，做到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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