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几乎充满了美国和欧盟相互倾诉和埋怨的论调，他们唯一的利益共同诉求点就是措辞“温和”地督促东亚各国实行更灵活的外汇政策；然而，带去的议题几乎都留了下来。随后闭幕的APEC领导人会议，则在国际政治方面相比经济方面更富有成效，虽然，中国领导人坚持的国际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成绩斐然，但在全球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的影响下，相对较小范围的邻域贸易自由化的进展明显快于像APEC和全球化这样大跨度的贸易自由进程。东盟、东盟+1、东盟+3的进程有提速的迹象，特别是东盟+1，在
中国愿意就《东南亚无核区条约》和中国——东盟贸易争端签署最终议定书、东盟随之正式宣布弃用中国加入WTO时的“三个条款”下，使11月29日-30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的东盟领导人峰会更富有建设性。学界认为，CEPA、PECO(泛珠三角)、CA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将会共同推动东南亚通道经济的形成。
中国政府近来积极主动的外交努力和坚持国际多边主义、经济外交策略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了难得的外部环境，然而在弱势美元和国际油价不确定性的影响下，正在严峻考验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弱势美元和高油价开始带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欧元在承担了美元贬值的过多压力后，使得欧元区在产品出口和经济增长上出现了双收缩；截止目前美元相对欧元已贬值了30%，而且，美国刚刚结束的2004财政年度 ，美国的财政赤字创下了4130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其经常项目赤字据估计今年将超过6000亿美元。美国的双赤字进一步对美元贬值构成了显著的压力，预计未来6个月到1年美元将再度贬值10%-15%；欧洲国家希望美国改善双赤字问题，而美国希望欧洲国家在税收、社会福利和养老金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经济增长来缓解由美元贬值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很明显在国家利益的影响下，美欧之间的分歧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产品出口和减轻美国债务，而却不利于欧洲国家经济的发展，毕竟在过去一段时间欧洲经济相比美国、日本等国一直没有一个象样的增长，同时在通胀方面欧盟一些主要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都在美元贬值和高油价的打击下纷纷超过了欧盟内定的警戒线。
最近全球石油的上涨势头有所缓解，然而，全球政局的不稳、布什连任对中东政策的态度、欧佩克国家伊朗和委内瑞拉可能对石油的减产、宗教和民族矛盾和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国际游资的炒作等，都使得油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元贬值与国际油价在目前状况下存在某种相互牵制的关系：美国继续对中东的现有强硬政策很可能加剧基督文化与伊斯兰世界的对峙，导致一些石油输出国以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进行结算，并减少相当以美元资产计算的外汇储备，从而进一步导致美元贬值。美元的持续走弱和全球石油价格的高度不稳定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选择空间，对中国国内进行的体制和机制改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首先：美元的贬值导致以美元计提的资产不断缩水，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全球美元资产的重新配置。目前，全球可投资的渠道较为有限，美元资产的重新配置很可能使大量的资金过于集中在有限的几个领域，资金的高流动性很可能会导致循环性投机炒作，加大可投资领域的风险。一些分析家建议持有欧元资产，因为随着欧元相对美元的升值，即使欧元区在证券市场相比美国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即使其他条件不变，仅汇率的变动就能有相对较高的利润；一些美元资金投资与国际商品现货期货市场，利用各种信息预期不断抬高商品的期货和现货价格，如石油、重金属、有色金属、农产品等都成为了游资的堆积和投机的领域，全球商品期货市场套期和对冲保值的基本功能在逐渐褪色，资金优势覆盖了商品的实际需求；对于人民币汇率方面，赌人民币升值的国际游资在随着中国不断开放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以各种形式涌入，中国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在强制结售汇的制度安排下增加了国内基础货币的发放量，给中国货币政策的执行带来了难度。
其次：由于中国人民币与美元挂勾，美元的贬值连带了人民币相对于其他国际主要货币的贬值，这反而有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反而减低了中国的资产质量，通过大量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换回的有限外汇，国际投机资金在国际商品期货和主要原材料市场的炒作，将会使得中国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外汇来进口所需的产品，同时为维护汇率稳定，中国需要用相当的外汇购买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资产，以防止美元由于外部资金流入不足造成更大的贬值。因此表面上中国目前处于双顺差，但如果考虑中国在进口方面的“溢价”购买和外汇投资方面的投资损失，这种双顺差的效率是很低的。
再次：中国在投融资渠道和一些基础产品价格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虽然，这种管制在中国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下，有效地缓解了其烈度和复杂性，但这种价格管制下的运作情况加剧了中国经济产业和区域下的非均衡发展。中国中西部地区大都是资源丰富的地区，在资源价格上的国家管制，使的中西部的收益在双轨制的体制和机制作用下通过市场效应部分转移到东部地区或叫发达地区。这种欠合理的“市场化”一直都在牺牲中西部地区的利益来推动东部简单的加工贸易和低附加值的出口贸易。同时，中国市场这种特殊的现象给国家的财政收支带来了低效率和重复投入，如出口退税的支出和对中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存在部分重复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整体上可以看作是对中西部低价资源的一种价值返还，而出口退税有人认为是中国政府对外国消费者和外国进口商的一种消费补贴；当然，前提是中国市场经济价值链没有被拉直和理顺。
中国金融系统相对较为脆弱、外汇市场的落后、利率市场化的生成机制还处在探索和初建之中、资本市场正在不断的修正和规范中等等，这使得中国在汇率和利率问题上显得谨小慎微。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并不是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和认识上存在根本的分歧，其中更为现实的是在改革中过多的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使得中国一直处于开放速度快于改革速度；机制改革在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的多元下受到了产权问题的反复纠葛，把机制改革建立在产权和体制改革的前提下，认为体制不动、产权不人格化，机制的搞活就是无源之水，在这种利用市场经济却又片面地、甚至人为地曲解市场经济，几乎使得改革一度出现了胶合状态，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特别是在体制转规中，在各种利益的分化下，依靠体制变革新催生出了特殊的利益集团，使得体制改革与存量国有资产的利益纷争纠合在一起。这种显形和隐性的以利益换取改革进程的问题，反而有把体制改革推到了不稳定的边缘，对改革的伤害是很大的。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在序列上权重的客观变动，投资和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降低，内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而经济内生机制的推动作用需要政府职能和执政能力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自身定位做出必要的调整。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政府在市场和经营风险方面的逐步退出，有利于从中国经济内部化解外部造成的中国单方面难以控制的外部性因素。在体制、政府职能方面进行全面的矫正性的市场化塑造将有利于在经济内部产生抗风险能力和实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新浪编者注：本文为作者授权新浪网独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体及网站不得转载，除非获得新浪网及作者本人书面授权并注明出处为新浪网。欲转载者请来信finance2@staff.sina.com.cn, 或致电：(010)62630930 转5173联系。本文观点纯属作者个人意见，与本网站立场无关。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新浪财经频道的支持，欢迎赐稿与合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