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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湘源
毫无疑问，“托管”已经成为券商业的关键词。在托管对象多已处于流动性枯竭的边缘的情况下，无论是从治病还是从救人的角度，托管就象将濒临危急状态的病人先送上救护车一样不容置疑。但是，急救医院是不会忘记患者家属的权利和义务的，而托管却每每当仁不让地越俎代庖起来。这不能不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莫非托管就是接管的代名词？
如果托管就是接管的代名词，那也并无不可，只要师出有名就行。好比中国证监会和深圳市政府联合宣布行政接管南方证券，没有人能提出异议，因为据说深圳市政府本身就是南方证券最大的实际控股股东。但是，大多数的托管不是这样。辽宁证券被托管的报道称：“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辽宁省人民政府一致同意，已于2004年10月22日收市后委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对辽宁证券进行托管经营。”在这里，无论是央行、证监会还是省政府，其实都是一个面孔。这就是说，托管其实是对投资者和债权人越俎代庖的政府行为，它和接管没有什么两样。然而，面对政府的强权，股东的失语却不能不令人惊讶。
全部问题的症结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于有没有一种更为适时适宜和有利于标本兼治的危机处置办法。一直以来，我国问题券商的处置都是采取国家买单的方式。央行和证监会表面上没有任何一家证券公司的股份，实际上却好像最大的股东。最初，万国证券、君安证券出了事，采取的是行政干预下的合并重组的方式，分别与申银证券和国泰证券合并，于是有了规模更大的申银万国(行情 论坛)和国泰君安。中经开因严重违规被央行宣布撤销，60多亿尚未收回的财政周转金全部撇给了财政部，营业部则被银河证券接管。从以往案例看，无论关闭撤销还是行政接管，最终都不得不依赖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仅一个鞍山证券关闭，央行通过再贷款就为其垫付了10多亿元，为接管南方证券这个烂摊子，政府调拨的备用资金更是高达80亿元。政府“买”下了券商亏损的大单。
证监会也不是没有试探过别的方式。2003年1月4日，原河南证券的证券类资产被新成立的中原证券以1.17亿元收购，证券类资产被剥离的原河南证券更名为“河南和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对河南证券的5.18亿元窟窿，中国证监会要求中原证券分两次出资弥补。这一出资额减去收购证券类资产的1.17亿元成本，演变为中原证券对河南和正公司的应收款项。中原模式，意味着重组方获得了牌照，但承担了被收购券商的损失，这是一种赎买政策。
尽管资产管理公司托管的模式并不比续买方式更市场化，但证监会却似乎宁愿更多的倾向于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以前的不谈，自今年8月德隆旗下的三家券商和三家信托公司被华融托管后，至今已有闽发、辽宁、汉唐等六家券商分别被东方、信达和华融托管。据悉，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最近也可能要托管一家知名证券公司。这里边的政策考量可能只有一个字可以解释，那就是大家都姓“国”。
虽然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如果不包括慷国家之慨，那么，并没有证据表明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处理能力比别人强多少，如果他们也来到股市下海的话，也很难说资产管理公司自身就不存在机制缺陷和运行风险；但是，无论如何，国家的偿付资金，交付自己的人操作，在监管当局的感觉上或许更可靠一点。而当初为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而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就是这样的自己人。
不过，托管与其说是券商的救命稻草，还不如说是有关方面一箭双雕的设计。一方面，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主导对托管券商的重组，不论其是否具有接盘资源的优势，在政策的统筹运作能力上也称得上得天独厚，至少对于消化银行不良资产将不无补益；另一方面，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承销市场上亦已开始崭露头角，通过接盘问题券商更深地染指证券市场，或将形成我国证券业史无前例的巨无霸。考虑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十年存续期限”已过半数，这次承担问题券商托管不啻其重生的一次契机。在这里，政策显然也是带有利益上的倾向性的。
越俎代庖的托管和以往种种“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救急办法一样，其实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化解券商风险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资金的输血和保姆式的扶植，更在于建立一种有利于券商自救的、有利于恢复券商造血功能的、有利于券商在良性竞争中发展壮大的市场机制。而离开了券商“自我”的复苏和康复，是不可能有什么救世主的。更何况，托管所救的还不知道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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