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强：经济现象的哲学思考--评新自由主义

　　韩强

　　2004年8月《光明日报》记者李瑞英同志以《警惕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　》为标题，介绍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出版的新书《新自由主义评析》，11月9日李瑞英同志写了一篇《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报道，她采访了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编审何秉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其庆，北京大学教授吴树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易 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代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原所长、研究员苏振兴，中国俄罗斯东欧经济研究会秘书长、教授田春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向读者介绍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与内涵、新自由主义的流派与代表人物、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与演变过程、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这篇文章被网友“涵泳”贴在《新华网》发展论坛的BBS上，从11月13日上午10点到17日24点在三天半的时间内被点击了9800次，跟贴达到500次。为什么一篇理论性的文章会在网友中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呢？

　　因为何秉孟、李其庆、吴树青、吴易风、胡代光这些一般人不并熟悉的专家、教授、研究员，并不是明星式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没有被列入主流经济家之列，学术界知道他们在认真做学问，在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当代世界的各种社会思潮，在为中国现代化做深入细致的理论工作。他们并没有到处演讲，也没有从现象到现象地谈经济问题。但是，当“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进行的十分热烈时，《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却在网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的网友跟贴说，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这样的声音才应该成为“主流”。这里，我们引出报道中的两段话，就可以看出其影响力。

　　记者：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是否有可借鉴的成分？　

　　何秉孟：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有这样几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一、关于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机制的观点。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等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三、关于通过适度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观点。四、关于加强法制和使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观点。五、关于尊重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的主张。　

　　记者：对新自由主义必须坚决摒弃的内容是什么？　

　　何秉孟：(1)绝对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化，主要是指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这实际上是对经济弱势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弱化。对此，我们既要遵守WTO的规则和我国的有关承诺，最大限度地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同时，又要防范风险，特别是对金融自由化持谨慎态度，保留国家对金融强有力的监管和调控能力，以维护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2)全面私有化。这一点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无法实现的，它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可能完全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许多必须建立在公有制(国有制)基础上。(3)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实践证明，即使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也不可能全面市场化，不要政府干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必须利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以及指导性发展规划等措施，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4)全球一体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上，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仍将处于“一球两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要高度警惕“全盘西化”，以免落入“全球一体化”的陷阱。　

　　杨斌：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暗中策划的“软战争”涉及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其中核心的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武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核心步骤，就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金融银行业属于战略性行业，是国际垄断资本力争控制的重点，与制造业开放相比具有更大的风险性。我国推进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改革，不要相信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更不要迷信“国际接轨”，盲目放开市场。

　　有的网友把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与某些主流经济学家说过的话进行了对比，发现某些经济学家宣扬的“产权明晰”、“产权改革”、“市场经济应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有同工异曲之妙。实际上，在当前的大讨论中，已经有经济学家指出了“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有报道指出：

　　11月13日，南京地区47名专家学者举行了“深化国企改革对策研究”研讨会。出席讨论会的专家学者有来自南大、东大、南理工大学、南航、南京财大、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省总工会干校、镇江市总工会、南京第二机床有限公司等4家国有企业的代表。李炳炎、沈立人、奚兆永、何干强、张圣兵、刘东和、朱必祥、陶用之、赵学清、李全根、徐东兴、安尔康、郑正星、唐启国等与会专家学者热烈发言，集中讨论了对国企改革的反思和如何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的新思路和新对策，发表了许多新颖、独到、精辟的见解，给人以启迪，引起全场阵阵掌声，高潮不断迭起。据了解，会议由南京财大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江苏小康与现代化研究中心暨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联合主办，在南京财大召开。会议由南京财大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干强教授主持。　

　　9月11日举行的前一次活动，与会者对一些地方普遍推行管理层收购(MBO)的做法，从学术和实践效果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郎咸平关于停止MBO的意见应当予以肯定和重视。上次研讨会的发言和文章的理论观点通过省内外新闻媒体的热情报道，已经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但是，我们关于国有企业的讨论，还有必要继续深入。　

　　我们认为，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但是，同时也是建设的。在国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固然要坚决地否定那种推行私有化的主张，但是现在更迫切需要的，是真正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搞活国有企业出招、想办法，尤其要提出可操作的好措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谋划改革”。所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积极提出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的建设性意见，这应当成为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积极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实际行动。　

　　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得到理论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

　　实际上，早在2003年7月北京召开的“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科技经济安全”座谈会上，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们就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实质及其影响，特别是对当前中国科技、经济政策的影响及对策，进行过讨论。

　　有专家指出：“美国在经济方面的政策实行二重化，即在国内搞国家干预，对外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新自由主义。它自己不搞新自由主义，搞国家干预主义。他要别人搞新自由主义的目的就是一个，一切为了美国利益，以美国利益驾驭一切市场。而美国的利益，实质上就是美国垄断资本利益，不是整个美国的利益。”

　　“我们越改革，越要谨慎；越解放思想，越要谨慎。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一个人一样，改革就是说这个人跑起来了，跑起来要特别注意，不要摔倒。不改革的时候，散步的时候，站着的时候不太容易摔倒，一旦跑起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脚底下。所以说，改革要慎重。现在讲解放思想，应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思想。这种迷信是新时期新教条主义的新表现。教条主义不是过去的形态了，不要再用过去教条主义理解今天的现实。今天现实的教条主义就是这个迷信。这都是西方的特点。这种教条主义也变质了，是追求西方的教条主义。在中国地盘上，我觉得应该是多做些工作，从这些新的迷信中走出来，这或许对决策有一定的好处。”

　　这些话，说得很精彩，新自由主义成了洋教条，一些经济学家张口闭口就是弗里德曼、科斯，就是“国外普遍认为，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所谓“国外普遍认为”，实际上就是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华盛顿共识”给拉美经济带来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亚洲以泰国为例的金融开放带来的金融危机，也是让人记忆犹新的，更明显的是俄罗斯的私有化。这就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三大灾区。在国外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呼声也不小。并没有什么“国外普遍认为”。

　　这里，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分析，实际上哲学界已经进行过分析评论，我们把这些评论概括起来看，有以下几点。

　　第一，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美国在经济方面的政策实行二重化，即在国内搞国家干预，对外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新自由主义。它自己不搞新自由主义，搞国家干预主义。”实用主义是美国思维的基础，也是其基本观念，任何文化都有它的基本价值观念，纵观美国的社会思潮，就会发现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在一系列的重大国际问题上都表现的淋漓尽致。它要别人开放市场，却设置各种条款限制别国商品的大规模进入。

　　第二，新自由主义宣扬“唯我”论。认为社会只是一种供个人实现一己目标的工具；同时认为人的心智是有限的。哈耶克说：“存在一个绝对的局限，人脑永远不能通过解释的方式克服这个局限”；否定客观规律。散布“不可论”，认为外部世界既不能被人感觉到，也不存在揭示客观规律的真理；宣扬社会秩序也是自发产生的。”

　　第三，新自由主义者鼓吹极端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都是利己的，不可能有利他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人”、“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第四，新自由主义者极力推崇个人权利而限制公共权利，贬低和否定集体主义。哈耶克宣扬自由为“终极价值”，民主只是保障自由的手段。弗里德曼宣扬，只有将自由放在首位的国家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当公平取代了自由的时候，人们所有的自由权利都将处于危险之中。这些观点，必然导致新的个人崇拜，导致精英主义。

　　第五，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大政府是坏政府，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政府是最坏的政府，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使政府只充当“守夜人”角色。但是，在这个问题新自由主义者又使用了双重标准。米瑟斯明确地说：“只有在国家的进一步干预将导致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才会断然拒绝国家的干预行为。”哈耶克说，“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从总体上说，这里仍然存在自由制度，因而维护现存制度经常就是维护自由”。

　　在这次国有资产的大讨论中，我们确实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子，不过在我国经济界，还没有人公开宣称是新自由主义者，只不过是在宣扬其观点。真正亮出旗号的是美藉华人张五常。张五常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宣扬：“马克思最蠢”，“马克思为祸最深”，“马克思由头错到尾”，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甚至说“凯恩斯很蠢”。他宣扬：举世闻名的科斯定理其实就是一句话：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而产权清晰就是“私有产权”。

　　其实，就是按照科斯的产权交易，也没有严格规定进行交易者，必须是产权的所有者，双方可以是使用者或代理人，但必须是全权的使用者或代理人。也就是说，你可以是公产的代理人，也可以是私产的代理人，但你必须是经过授权的，能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是，张五常把“私产”推到了极端。最典型的例子是他要推翻古老的“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

　　为了说明“私养”的优越性，张五常举了一个的例子：

　　在美国西北部拥有大量林地，其中包括了某些河流。在70年代初期，他们在华盛顿州以南的俄勒冈州，实验孵养三文鱼，送出大海长大、任人捕钓。他们只希望有5%以上的鱼会回归；但私养出海的结果，仍能生存或漏网而回的，却在15%以上。他们选的品种是不吃钓饵的三文鱼(却任人在海上网捕)；自建鱼梯(不霸占河口)：在鱼鳍上作记号；用私有的水道放鱼出海。换言之，他们的私产保障不多，也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在孵养小鱼的过程中，他们以暖水加速鱼的成长，给小鱼做过几种免疫手续。到后来，他们竟设计用大船浮于海，让回归的鱼游进船里去。　以少许的私产保障而养鱼千里，盈利大有可观；有两三家公司就也跟着在俄勒冈州打主意。这个可以肯定成功的渔业革命，却引起一场大官司。虽然渔民及船主会因这些私养的鱼群而增加网捕，但长此下去，鱼价的必然下降对他们是有害的。私养的成本要比在公海捕钓的费用低很多；就算是私养者任人在海中捕钓，但只要市价下降1／3左右，在公海捕钓的费用就会“禁止”捕钓的行为。所以渔民及船主群起而攻，反对私养。结果他们赢了官司，就阻止了私养三文鱼的继续发展。但现在仍有两家公司继续养鱼千里。

　　我们从这个生动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张五常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第一，古老的“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为什么难以推翻？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上难以操作的实例。首先，我们看谁来保证“海鱼可被分割为私产”，这需要政府的法律，需要有人来维护这条法律，在千里海洋上，这做得到吗？即使养渔公司雇佣巡逻队也很难保证每一有标记条鱼都归养渔公司所有。为什么呢？因为鱼是流动的。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雇佣巡逻队的费用比捕鱼的费用还要高。所以俄勒冈州，实验孵养三文鱼，送出大海长大、任人捕钓，收回来的是15%。这是实践与与理想化的冲突。

　　第二，你要立法，哪怕是禁止在河口捕渔，必须推翻“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也就是从理论上保证每一有标记条鱼都归养渔公司所有。然后在操作层面上，才能有禁止在河口捕鱼的规定。也就是说，所有有标记的鱼都是我公司的，我才有禁止在河口捕渔的权力。也就是说，我公司不禁止海上捕渔，只禁止在河口上捕渔，是因为所有有标记的渔都是我公司的。我公司有权决定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不禁止的。

　　第三，谁能保证游回河口的渔都是带有标记的？谁也保证不了，因为还有不带标记的，也就是说有无标记的鱼是混合在一起的。那么谁能做到一网下去只捕不带标记的？谁也做不到。所以结果只能是捕渔者把带标记的鱼放回去，把不带标记的收归已有，这才是最理想的，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有人监督。因为按照张五常的逻辑“人是自私”的。

　　第四，不仅河口禁止捕鱼做不到，而且在实践上，大海中的鱼更是混合的。即使养渔公司在海上收回15%的鱼，也会使三文鱼价格大跌。会增加渔民和船主的捕捞作业，会进一步导致鱼价的下跌，最终的结果养渔公司的利益也很难保障。因为不可能因为海中有养渔公司的鱼而禁止一切捕鱼，这样做等于禁止了其他人捕没有标记的鱼的权力。

　　第五，张五常实际上是把“私产”明晰理想化了，因为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理想化、绝对化。养三文鱼的例子，恰恰恰说明古老的“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在实践操作层面上难以推翻，只能在理想的层面上推翻。因为要推翻这个古老的观念，需要耗费大量的操作成本。

　　张五常实际上是要把公共的资源“私产化”，但是他忘记了鱼是活的，渔业资源也是活的。所以不仅导致了逻辑矛盾，而且在实践中，根本没有操作性。

　　张五常双重标准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要中国和亚洲取消海关、取消金融管制。我们看一看张五常对“取消海关”的说法：

　　“以管制来界定权利。界定什么权利？界定贪污的权利！这就是印度的情况。在印度，你管手表的进口，我管某种外汇管制，他管生产手袋的审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贪污。你贪污手表，我贪污手袋。这种权利界定得很清楚。贪污权还可以自由买卖，还可以继承。　

　　海关的贪污权也界定得很清楚。你星期一、三、五贪污，我星期二、四、六贪污(笑声)，界定得非常清楚。现在海关贪污权界定得很清楚，比如说走私的权利就界定得越来越清楚。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拿一张价目表出来给你看，走私有几种，你要我担保安全性有多高？绝对安全的是一个价。各种价格全都有，非常清楚。如果用管制来界定贪污权利的情况制度化了，那就无药可救。看看印度，无药可救嘛！(笑声)　

　　现在要做的，就是取消海关。海关有什么用？有海关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一定会贪污，怎么会不贪？就像有个一丝不挂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动心也办不到的(笑声)。”(《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23日)

　　印度海关管理的不好，不能成为中国取消海关的理由。“有海关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一定会贪污”，实际这样的推理继续下去，还可以说“有官员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一定会贪污”，“有货币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一定会贪污”，“有珍宝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一定会贪污”。那么，把这些机会都有取消吧，就象张五常所说的进入“鲁滨逊世界”吧，那里只有一个人。但是张五常也不同意，因为一个人不会有经济学，只有两个人、更多的人才有经济学。既然有更多的人就会有管理，但是有管理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会有贪污。这样张五常就陷入了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他要经济学，要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方面有人的关系就有机会，有机会就有贪污。既要人的关系，又要根绝贪污，陷入了了一个“套套逻辑”(张五常《经济解释》中的语言)的矛盾。

　　“有海关就会贪污”，按照这个逻辑，世界各国都应该取消海关，但是张五常极力攻击亚洲地区的海关有走私、有贪污，他并没有要求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取消海关。他要求中国股市“全盘开放，政府洗手不管”，同时又说“中国股市，要么政府就要管得像美国那么严，要么就完全不要管”，为什么美国股市可以严加管理，中国股市就一定要“全盘开放，政府洗手不管”呢？按照张五常自由经济的逻辑，美国股市也不需要严格管理，也应该“你们要买股票是你们自己的决定，被人骗是你们自己的事”，即使出了安然事件也不要管，因为“被人骗是你们自己的事”。

　　我们看到张五常演讲的逻辑是混乱的，这个逻辑的混乱正是美国某些崇拜自由经济的人，天天喊贸易自由，天天要别人开放，却想方设法维护美国自身利益的逻辑。众所周知美国的“201条款”使中国和欧盟、日本一样，成为受害国。目前，作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的中国，出口美国的钢产品占到了美国进口量的4%。据估算，“201条款”将在3年里给中国企业造成12亿美元的损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2年5月13日，美国总统签署了“农产品补贴法案”，决定在未来10年里，对农业的拨款增加到1815亿美元，其中对农业的补贴将比目前提高70%。这一法案的签署标志着美国政府从1985年开始实行的“自由市场农业”改革大踏步后退。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以及欧盟已经公开对美国的这一法案表示不满。刚在非洲闭幕的世界农民大会更是愤怒地抨击美国“少一点歧视，多一点公正！”世界舆论一片哗然，有评论称：”美国农业补贴政治化　布什政策倒退500年”(《粤港信息日报》)2002年5月27日)

　　张五常为什么不呼吁美国“取消海关管制”，放弃210条款？为什么不呼吁美国取消高额农业补贴？为什么美国可以从1985年实行的“自由市场农业”大踏步地后退，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哪里去了？难道所谓“自由经济”就是要别人开放而自己却要搞壁垒的自由？张五常为什么对这些保持沉默，大喊大叫地要中国“取消外汇管制，取消海关管制”，要中国股市“全盘开放，政府洗手不管”。

　　大家都知道：美国、德国和日本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曾长期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高关税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同时坚决反对英国提出的“自由贸易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但美国成为强国后总是极力把这一政策强加在别国身上，而自己从不实行，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表现的淋漓尽致。

　　谁都知道，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经济自主权，其改革开放要有步骤地进行，即使是发达国家也要有自己的海关管制、自己的贸易政策。如果一个所谓的“经济大师”一味地要求发展中国家不顾任何条件地“取消海关管制”，那将意味着什么？这是否在用双重标准讲话，那么他的话可信吗？

　　问题在哪里呢？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理想化、绝对化。我们只能在现实中减少贪污，把它尽可能地压缩到最低限度，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消灭贪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百分之百地消灭贪污，但是决不会因为有贪污就取消海关。因为海关有它的作用。正如有汽车就要有交通事故一样，只能减少交通事故，不能百分之百地消灭交通事故，因为现代人不能没有汽车。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原因在于张五常把自由经济理想化了，却忘记了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张五常的表演虽然风行一时，但是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所谓“新制度经济”俱乐部的成员，实际上砸了场子，弄出一些自相矛盾，让人哭笑不得的荒诞的例子，如推翻古老的“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

　　新浪编者注：本文为作者授权新浪网独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体及网站不得转载，除非获得新浪网及作者本人书面授权并注明出处为新浪网。欲转载者请来信[e-mail], 或致电：[phone] 转5173联系。本文观点纯属作者个人意见，与本网站立场无关。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新浪财经频道的支持，欢迎赐稿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