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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守民
诚然，香港的郎教授前段时间对几家企业的指责语言是有些过激。但姑且不论郎教授这样做的初衷、目的以及是否带有个人好恶，他所引起的关于学术精神和国企改革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却是深刻的。
我们在强调社会的理性、客观、公正的同时，我们自己在看待和评价任何事物、发表自己的观点候也应该是理性、客观、公正的，而不应该感性，不应该带有个人恩怨和个人攻击，不应该带上有色眼罩，更不应该带上任何功利色彩，讨好或者巴解某些人或利益集团则更加可耻，使尊严蒙羞！这就是笔者所理解的学术精神和独立性。不，是人格的精神和独立性。否则，历史的经验证明，往往会把探索人类精神和福祉的道路引入歧途，玷污并长期使本该健康的人类的精神家园长期浑浊不清，带来时间、精神和物质上的沉重代价。
香港的郎咸平教授在我们所说的“郎顾公案”中大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剥削”，而另外的声音是“对私人财产的占有”更甚。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一件事情，那就是，欧洲人卡尔马克思所谓“资本对剩余劳动的剥削”。按马氏的观点，私人经济显然存在剥削，而且是赤裸裸的。但是，计划经济或者说国有经济呢？理论上，企业或者说经济体的盈余即工人新创造的财富上交给国家，由国家统一在劳动者或者国民之间再分配。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西方资本主义宣扬的人文主义色彩，即人皆自私。在计划经济，权力至高无上，所以我们在早不是有了“挖社会主义墙角”一说吗？我想，没有权力，这个“墙角”无论如何是“挖”不得的，也没机会。因此，更糟糕的是，计划经济导致的是权力欲，导致和强化了人们的封建思想。如果说市场经济靠的是商业投机，导致的是扰乱商业“规则”。那么，计划经济则产生了强烈甚或空前严重的权力投机和“官”本位，政治争斗(谓之为“阶级斗争”，实际上是都想做这个能够公平分配国民财富的至高无上的角色、争这个位置)不可避免。即便撇开这个“亮”点，计划经济也很难有一个客观的、公正的财富统一分配标准，避免“你无偿占有我的劳动或者我侵占了你的劳动”这样一个事实。
本质上说，私人经济是“技术对剩余劳动的剥削”，计划经济是“制度对剩余劳动的剥削”，而计划经济+私人经济是“制度+技术对剩余劳动的剥削”。我们所说的寻租行为，受租人+授租人+利益是在任何体制下都存在的，只不过可以划分为，一个是商业性寻租(如对商业伙伴执行人的攻关活动)；一个是政治性寻租(政治和政策是有价值的)；再一个就是“法律寻租”(如：律师或一方当事人对法官的贿赂)。寻租行为的大量存在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忍受和承负的。
回到本文的主题，记得《商务周刊》刊载的一篇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说上海的一个老工人做了一辈子，过去创造的价值每年有10万多(形成了国有资产)，而每月的工资只有30多快钱，现在下岗退休了，而曲线MBO却把那其余的9万元给分了(这还不算这么多年的时间价值)。这使我想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的概念。即是说，当时的剩余价值率为90%，这90%上交给国家了。而如果是私人经济，则这90%是进了老板的腰包。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私人经济，剩余劳动是注定存在的，对剩余劳动的剥削是注定存在的，无非拿走剩余劳动的主体和形式不同罢了。看来上海的这个老工人要完全拿回他那9万元的剩余劳动是不可能的了，要避免，得要回到个体作坊式的原始小生产经济了，没别的办法。还有，晃晃然记忆里有位经济学家(记不大得是谁了)指出我们的对外开放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言外之意：外资是引入了，技术学得不多，国民财富倒流失了不少。看来，按郎咸平教授的说法，实行产权改革要无论如何要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产生私人经济对剩余价值巧取豪夺的问题。不改革就势必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了，而且，对外开放还要导致外国人对国民财富(实际为全体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拿来主义”。
我们的改革已步入歧路，站在一个左右为难的丁字路口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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