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永亮：企业产权--微观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

　　常永亮

　　期权，是一种激励；产权，则是制度安排。期权，可以是一个企业内部的事情；产权，则肯定要纳入社会的法律范畴。期权，是股东面向经营层的智慧；产权，则是面向股东财产的觊觎。期权，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产权，则离不开政治经济学的思考。一字之差，缪得不轻。

　　学术门类的职责分工不能僭越

　　变革的社会，一切的规则都处于碰撞之中，就连指导变革的各项经济、政治理论的相互碰撞都是变革的必然。然而唯独学术门类的职责分工，职责领域不能僭越。僭越了，就要出现空穴，学术宝塔的根基就要动摇。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政治经济学“给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框架。微观经济学在常态下只能在一定的经济关系框架内研究经济组织的结构与运作理论。

　　由于我们的社会变革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决定了探索经济关系理论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不能承担社会变革理论的开路先锋的重任。

　　政治经济学的临阵脱逃，令宏观经济学不得不独自挑起调度三军的重担。

　　缺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灵魂的经济改革三军将士，难以在宏观经济学匆忙调度下有效地配合作战，作为经济活动基本单元的企业组织便只有各自为战，为生存而战。这样，以企业组织的有效运行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经济学就不得不越位，承担起企业组织生存方式——社会经济关系研究的重任。

　　微观经济学越位的代价

　　中国经济学科设置的粗放，使经济学家群体实际上共同扮演了政治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家，微观经济学家三种角色。这样的客观现实，使我们不妨对于经济学家，在其论述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将其称为政治经济学家，而在其发表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观点的时候，将其分别称作宏观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

　　中国企业的产权关系模式，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给定的”。这种产权关系一经给定，不管你认为它对了也好，错了也好，想深入也罢，想退出也罢，全国人民的身家性命已经深陷其中，是不争的事实。人们是从政治经济学这道门坎儿进来的，如果进错了门儿，也应该从政治经济学这道门坎儿再退出去。政治经济学自有它组织撤退的路径门道。而微观经济学不待主帅出场，便炸开一个旁门左道，显然门洞太窄了，主体大众被滞留在了门内。

　　国有企业要不要改革，企业产权制度要不要改变，实际上不是出给微观经济学家的题目，而是出给传统政治经济学家，出给中国13亿百姓大众的题目，而答案已是显然的了。企业组织如何变革？这才真正是出给微观经济学家的题目。而如果微观经济学家提出，他们的企业变革方式离不开产权制度的改革，也就是宣布了微观经济学在现行产权框架内单独建造高效运行企业组织的无能为力。

　　客观地说，微观经济学在辖区内主攻经济组织运作这一千头万绪的课题，在我们这个企业运作理论几近空白的经济环境下，本身就是一项庞杂、繁重的攻坚重任，当遭遇产权难题狙击的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微观经济学担纲企业产权改革在早期完全是政治经济学缺位后的使命感使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前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微观经济学是越位了！不自量力了！这是造成微观经济学理论在当前日渐深入的产权改革全民大讨论中捉襟见肘，微观经济学家理屈词穷，强词夺理的根源。反过来看，微观经济学表现的不如人意，也是微观经济学越位付出的惨重代价。

　　“次优选择”是不堪重负的选择

　　微观经济学没有为政治经济学收拾残局的义务，事实证明也没有这个能力。一腔热血勉为其难的结果就像是一员没有统帅胸怀的偏将，统领三军后只能是摧残士卒。

　　完全可以理解：微观经济学没有参与过全民所有产权框架的建造，因而它不知道这一框架囊括十三亿人身家性命的沉重。当它扛不起这副沉重框架的时候，甩掉包袱轻骑直进，就成了微观经济学的“次优选择”。百分之九十的大众，就是这样被当作包袱甩掉的，而顾不得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并且曾经是主人。

　　也完全可以理解：中国的大众是最善良且最具忍让性格的。剥夺他们的一些财产或者全部财产，成就另一部分人的原始积累，只要大众能够“承受”，微观经济学就将它视为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了。

　　还可以理解的是：这种由一部分人支付成本，另一部分人获取收益，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改革方案设计，虽然既违反人类公法，也违背共和国宪法，但这些法律层面的事情，在法律尚不具有权威的社会，是可以当作历史遗留问题，留给法学家做善后处理的。

　　更可以理解的是：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心财富的分配，当然也关心成本的社会性负担，而微观经济学关心的是拆除产权框架后，直奔“企业组织高效运行”这个自身使命的主题，改革成本负担不均的后遗症，将不是他们研究的领域。

　　不堪重负者的理性扭曲

　　这么多可以理解的原因，透露出微观经济学对于企业产权改革大业的不堪重负。不堪重负的学术，会和不堪重负的劳力一样，被挤压得心灵扭曲，肢体变形。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发现了“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发现了圈地时的“羊吃人”。善良的马克思揭示这些罪恶是希望挤出资本毛孔中的血，令“羊”不再“吃人”。我们的微观经济学家发现了这一善念的一厢情愿，这是我们的微观经济学家高超于马克思的地方。然而我们的微观经济学家却忘记了，连当初“资本滴血的”，“羊吃人”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也不是理性地“要求”资本滴血，“要求”羊吃人的呀！——重负挤压得昏了头！

　　当年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家面对“滴血的资本”，面对“羊吃人”，表现出的是伤心，是无奈，是一种改变这种现实的愿望。而我们的微观经济学家却一副玄学家的面孔，宣称：“资本就应该是滴血的”；“圈地时，羊是可以吃人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改革是要支付成本的。而成本由谁来负担呢？善良的大众就认了吧！”——重负压迫得灵魂扭曲！

　　“解铃还须系铃人”，回归公正，走入新时代

　　令微观经济学感到忿忿的是，正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把我们的社会经济引入了歧途，在我们费尽心力将经济牵入正轨的时候，人们竟然还在祈求那个恍如隔世的幽灵！

　　十分现实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至今仍然在规束着我们社会的经济生活。即使是微观经济学家企业组织高效运行的理论研究，也不得不从“产权改革”这一生产关系变革入手，就是绝好的证明。我们没有走出这个时代，我们就无法摆脱这个时代幽灵的纠缠。

　　即便今后什么时候经济理论界一致认定：传统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经济史化”的必要。那么政治经济学的退出历史舞台，也应该是在它完成“解铃还须系铃人”重任之后的事情。渐进式改革既然不能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也就不能将其弃置荒野。它的完成社会财富产权公正回归的使命，将是其以功补过，自善其身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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