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定在3月左右，因为规划的原因，一推再推。” 发改委小城镇中心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人士透露，根据此前步署，在全国城镇化会议后，会发布《城镇化总体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上述人士进一步表示，会议一再推迟的主要原因就是高层不满去年年底提交的“纲要”草案。

　　本报记者获悉，被喻为“最高规格”会议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或将在5月底或6月初召开。

　　“原本定在3月左右，因为规划的原因，一推再推。” 发改委小城镇中心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人士透露，根据此前步署，在全国城镇化会议后，会发布《城镇化总体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上述人士进一步表示，会议一再推迟的主要原因就是高层不满去年年底提交的“纲要”草案。

　　“草案中，对于城镇化改革相配套的诸如土地、户籍、社会、医疗卫生等一系列综合改革措施力度不够。”上述人士表示，被打回重修的“草案”重点强调改革，改革的关键通过户籍、土地、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领域的改革，有效的推进城镇化有质量性的发展。

　　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杨遴杰认为，规划是对未来10年的城镇化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如果不涉及到诸如土地、户籍制度的改革问题，只能成为框架性的文件，很难落地。

　　但是，地方政府在给足政策方面心有余悸，比如彻底放开城镇户籍和解决所有进城农民社保医保问题，会给地方财政带来一定压力。

　　以户籍改革为例，上述发改委小城镇发展中心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规划》加入要求贯彻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全面取消小城镇落户限制。

　　与此同时，上述人士亦介绍，规划亦要求在城镇化的规划的大框架下，实行差别化、集约化的土地政策，规范征地，尽快出台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完善征地补偿办法；

　　记者获悉，国土部近期在各省已陆续启动主题为“促进城镇协调发展的土地差别化政策”调研，此次调研对象以重点、特色小城镇为主，旨在为促进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记者另外获悉，北京周边的河北固安工业园区运营模式受到发改委有关部门的关注，华夏幸福(600340)基业创造的园区开发运营与城镇开发建设相互促进的产业新城模式被总结上报。

　　上述发改委小城镇中心有关人士介绍，固安工业园的产业发展比较受关注，例如固安肽谷生命科学园日前开园，就是做北京医药业的配套，固安肽谷将建成亚洲最大的动物实验中心，带动国内尖端的生物科技研究领域的发展，带动产业升级。此外还搞了航空航天产业园等若干个专业园区，经济总量积累很快，这说明了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应当是最有条件试点的。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亦表示，新型城镇化与此前不同的是，不只是简单的上项目，搞建设，也不是简单的农民市民化的过程，需要有配套的产业、福利支撑。

　　“钻空”城镇化 20万亿投资需求涌动

　　银监会日前下发《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下简称“10号文”)，收紧了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融资渠道，但一些商业银行从“10号文”中发现政策“松动”的迹象。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透露，该行总行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2012年和2013年的监管口径进行对比，虽然没有明确全面放松，但在一些方面有所松动。最直接的是，今年不再给商业银行下达平台贷款压缩指标，而去年仅该行的全口径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就压缩超过百亿元。另外，总量控制中取消了“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较2011年末不得增加”的具体要求。

　　上述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监管层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动态调整风险定性，今年也出现明显变化。即地方融资平台项目究竟是全覆盖、基本覆盖、半覆盖还是无覆盖，这在去年由各地方银监局认定改为由各商业银行认定。“虽然监管部门还是要求商业银行审慎合理测算融资平台自身现金流，并按季上报监管机构，但商业银行在客户选择、贷款投向方面的自由度已相对扩大。”

　　也有银行业内人士发现，“10号文”中明确支持城镇化建设融资，对于具体投向和细则并没有进一步明确。一位国有大行信贷部人士坦言，“没有细则就只能是各家商业银行自己摸索，按照我们的思路，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房地产等就是最直接、风险也最低的项目。”

　　上述国有大行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各家商业银行非常默契地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稍微松动”，比如之前的平台贷到期，银行就把授信额度用在新的项目上，这和以往直接压缩规模不一样。而且，商业银行也从以往的“闻平台贷款色变”悄然转变为“积极布局、寻找客户”。“和2008年的情况不一样，商业银行现在重点选择资质优良、省级以上、城镇化相关的平台项目。”

　　对于商业银行态度的变化，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目前掌握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数据发现，虽然平台存在风险隐忧，但普遍情况比较乐观且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在城镇化建设推动的大背景下，各地方政府的投融资需求空前旺盛。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坦言，政策放松或是基于稳增长的需要。“监管层也希望商业银行能够有保有压，如果全面封死贷款，那么地方融资平台就可能出现重大风险。”

　　在刚刚过去的三个月时间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投资规划。仅就目前各地已公布的数据而言，全国各省、市、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逾20万亿元，其中四川省为4.3万亿元、贵州省为1.7万亿元、广西省为1.5万亿元、江西省为6694亿元、广东省为7869亿元、云南省为3770.55亿元。

　　地方扩大投资无疑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表示，“20万亿元地方投资规划，与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行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有本质区别，该计划是各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长期规划。若后期出现资金链断裂，则有可能引发局部性金融风险，加剧地方债务风险。”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最近两年在云南、四川等地已相继曝出融资平台贷款还款违约问题，某些公路、基建等项目难以还本付息。(中国证券报)

　　高房价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 专家称调控效率下降

　　　　倪鹏飞：调控政策效率正在下降

　　　　倪鹏飞：高房价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

　　在房地产市场，不管政府对于调控政策的预期是否会调低，市场对于调控已经变得不那么敏感。在昨天，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中心主任倪鹏飞向记者表示，政府调控政策的效率下降。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最新研究，从最近出台的调控政策来看，调控目标和实际市场反映之间有较大的出入，政策的效率已经不比以前。如果不能加快建立基本住房制度，情况将会很危险。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中心主任倪鹏飞：我们最主要的发现就是现在中央调控的政策和中央出台调控政策的市场反映和以前有重大区别了，以前对出台的政策市场反映非常敏感，只要出台政策就觉得很快有调控了，自己预期要向下的，但是最近的国五条出台就产生了不一样的预期，所以这就给我们很重要的判断，未来如果再进行政策的办法，市场还会不会买账，如果市场不买账的话，那你这个政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目前，国际普遍认同房价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维持在1到6之间属于正常水平。考虑中国迅速增长的人均收入，国内通常将标准适当放宽到1:8。尽管如此，许多城市的房价相对居民的收入来说还是过高。倪鹏飞认为，城市房地产、包括城乡房地产的过度发展，阻碍了许多人个人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中心主任倪鹏飞：最近我在研究房地产的消费它的挤出效应，我们可以从反面发现，几乎每个农村供出大学生供出博士生硕士生的家庭都是很贫苦的，住房都是很差的，反过来说我们城乡房地产的消费投资和投机，它对教育对个人素质的家庭个人素质尤其是孩子的培养，这样会产生很强的挤出效应。从最微观的角度就不利于这个家庭的可持续的成长和加强，从宏观的角度，它还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信息联播)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互动 产业园区建设成重要抓手

　　18日，记者在由河北省政府主办的2013产业中国城市高峰论坛上获悉，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近期有望召开，一系列与城镇化有关的配套政策正在中央层面抓紧酝酿中，其中之一就是农村人口转城市人口后，社保政策如何对接。与此同时，各省城镇化建设热情高涨，以产业园区为依托的城镇化思路正普遍形成。

　　据了解，目前中央与地方已形成两条腿走路战略，中央抓紧调研制度性配套政策，并积极筹备城镇化工作会议，地方政府则在可操作范围内启动各自城镇化规划。

　　边干边看，搁置公共服务政策的“模糊地带”，产业导入先行的做法，为一些地方政府赢得城镇化先机。毕竟，由于实体经济规模有限，地方通过产业导入，为就业安置赢得时间优势。于是，产业园区成为推动产业升级、践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

　　城镇化配套政策抓紧制定中

　　记者从城市高峰论坛上了解到，虽然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尚未正式召开，但是与城镇化有关的系列配套政策正紧锣密鼓制定中。

　　据了解，目前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深化的一个重要政策是农村人口市民化后的配套公共服务政策。“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农民转市民后社保如何对接。比如，按目前社保发放条件，城市职工需要缴纳社会养老保险20年后，才能在退休时申领社会养老保险。如果一个农民在59岁时转了城市居民，他根本没有缴纳足够年限的社保，如何在60岁后申请国家社保？”与会的一位学者对记者表示。而一旦农民市民化后的医保及社保制度得到完善，意味着此轮城镇化进程有实质性突破。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透露，农村集体土地在何种程度上自由流转，也是目前决策层审慎考虑的重要制度性政策。“农民将土地置换成资产后，一旦失业或资产消耗完毕，涉及当代及后代生存问题，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审慎推进集体土地流转的重要原因。而从趋势上看，农民以土地为资源的资产置换，又是这一轮城镇化拉动内需的重要基础。”一位接近决策层的房地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另外，土地供给制度也有望出现创新举措，为部分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提供土地资源保障。有消息称，国土部正在全国调研重点、特色小城镇的土地差别化政策，调研内容包括土地差别化政策的规划、审批、供应、管理等多个环节，以及实施效果和问题等。根据国土部土地利用司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区域差别化用地政策，是指对部分发达地区从严控制新增用地指标，逐步加大增减挂钩规模；而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新增用地指标安排倾斜力度。一个看似微小的政策，其实牵动地方经济最敏感的神经。一位河北官员表示，目前推进城镇化和产城融合的路径上，用地指标的审批是比融资更难的关键点。

　　产业园区成城镇化重要抓手

　　就在决策层抓紧制定城镇化纲领性文件和配套政策的同时，地方政府已经大踏步开始了新型城镇化试水。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是，产业园区正成为各地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平台。

　　一个典型的代表是河北省。多年来，虽然紧临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河北省发展却远逊于华东华南地区的大都市辐射圈。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13产业中国城市高峰论坛上，河北省副省长秦博勇透露，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首都经济圈，以及中原经济区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河北省相关11个设区市有望全部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作为环京津增长极的重要延伸区域，河北目前产业战略定位为传统产业的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导入。于是，以河北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开始了雨后春笋般的产业升级计划。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此轮产业升级依托于城镇化概念下的大都市辐射圈，其范围将深入星罗棋布的广大内陆地区。运作模式上也一改此前比较普遍的政府主导招商模式，强化市场力量的介入，引入民间资本运营地方产业园区平台。

　　随着以产业园区为依托的城镇化思路更加明确，在日前举办的河北省招商洽谈会上，仅河北廊坊一市，就有多达39个产业园区同时招商，产业定位遍及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物流、会展旅游、节能环保等多个高新领域。其中不乏多个产业园区间定位相近。

　　不仅河北，四川省政府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意见》中，计划到2015年，四川全省将形成一批带动作用强的万亿产业带、千亿产业园区和百亿企业。“各地方政府都已经意识到，产业导入是实现城镇化的重要基础，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没有新的就业安置就无法解决新城市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一位城镇化研究专家表示。

　　行政审批权下放

　　对于各地大举推动产业园区建设，以支撑城镇化战略，中央层面也给予了积极回应。

　　5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9号)，取消和下放了共计117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包括取消企业投资医学城、大学城及其他园区性建设项目核准。对取消的投资审批项目，仅要求国土资源、环保、安全生产监管等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加强监管，投资主管部门通过备案发现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划和产业政策要求的投资项目，要通知有关部门和机构，在职责范围内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未来科技园区产业还有很大的空间，行政审批权下放预计能进一步促进其发展。”恒生电子董秘童晨晖告诉记者。而恒生电子参股的杭州恒生鼎汇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运作较为成功的恒生科技园系列项目的操作平台。恒生鼎汇的第一大股东则是国内知名的PE鼎晖基金。

　　童晨晖表示，未来的产业园区，将更多依托有经验的园区运营商，改变过去由政府自己建设为主的局面。同时体现产业升级主题，其间，地区龙头企业将会起到示范作用。另外，宽松的政策和税收优惠，能进一步培育中小型科创企业的快速成长，帮助中小企业平稳渡过企业发展早期的各个阶段。通过这样的园区运营模式，政府和企业都将从园区发展中受惠，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上海证券报)

　　城镇化过程中应增加生态产品供应

　　在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首次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作为“五位一体”的组成部分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

　　“大家知道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去基本上报告、规划、文件中资源环境内容是放在经济建设的内容部分的，十八大之后给人感觉很明显，中央越来越多的是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和经济建设并列的部分来阐释。我觉得这对中华民族未来的永续发展，包括党执政的理念、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战略都会起到非常重大的影响。”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对本报解释。

　　杨伟民认为，过去只讲富强，现在到了这个阶段，要开始讲美了。“在富强中国的基础上再加上美丽中国，才等于现代化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梦应该是包括美丽中国的。”

　　“在新一轮的城镇化热潮中，应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贯彻到城镇化的始终，调整空间结构，控制开发强度，增加生态产品供应。”杨伟民介绍。

　　杨伟民曾任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国家发改委秘书长，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生态文明是一种更高的文明形态

　　不仅仅是节能减排等资源环境的问题。

　　《21世纪》：您如何理解生态文明？

　　杨伟民： 如果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看的话，以往的人类文明史可以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在有人提出，生态文明未来将取代工业文明成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什么叫生态文明呢？首先说何谓生态。生态这个词是出于古希腊语，是说我们周边的环境，19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国外学者先后提出了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概念。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环保运动有关。彼时，发达国家出现了环境公害，有识之士开始对人类的增长方式提出疑问，代表作有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一书中首次用英语使用了“生态文明”一词，并将生态文明定义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

　　目前大家对生态文明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界定认为生态文明仍然是工业文明形态当中的一种，是与工业文明中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物质文明并列的一个部分。另一种看法是，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境界和文明形态，是今后可以取代工业文明的文明形态。所以，生态文明建设意味着不仅仅是节能减排等资源环境的问题，而是建设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社会，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态。我认为，至少在思想上和理念上，我们党也认识到了，生态文明是一种更高形态的文明。

　　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的情景化目标

　　中国梦包含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21世纪》：在生态文明之外，十八大报告同时提了美丽中国的概念。为什么要提这样一个概念？

　　杨伟民： 我认为， 美丽中国实际上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情境化的实施目标，这个目标非常重要。我们对此解读得不太多，或者解读得不太够。现在说的中国梦，叫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富和强，国家要强盛，在世界上要有地位，然后是不但国家要能够富，人民也要富。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是国强而民不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是人民越来越富，国家也越来越强，但是不太美了，自然遭到严重破坏。如果我们人均收入提高了，GDP也变成世界第一了，人均GDP搞到和发达国家差不多了，但是生态环境恶化了，这肯定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现代化的目标。过去只讲富强，现在到了这个阶段，要开始讲美了。所以，在富强中国的基础上还要再加上美丽中国，才等于现代化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梦应是包括美丽中国的。

　　生态文明贯穿城镇化全过程

　　减少工业用地和适度增加城市居住用地。

　　《21世纪》：中央提出要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那么在新一轮的城镇化热潮中，如何将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贯彻其中？

　　杨伟民：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提高城镇化质量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之一，其中三项具体要求中的一个就是要求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其中，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这三项新任务十分重要。

　　一是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产品既然最终是用来满足人的需求的，从需求角度可以把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等定义为产品，这些生态产品是人的基本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提供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能力迅速增强，但与此同时，由于生态空间减少过多过快，提供生态产品特别是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却在减弱。而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追求身心健康和高质量生活的期待不断加强，对生态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希望在节假日，到生态空间养眼、养肺、换气的人越来越多。

　　推进城镇化，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现代文明，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如果推进城镇化的立足点不对、方式不当，仍然立足于占地卖钱，一圈又一圈地扩大建成区面积，把越来越多的耕地和湿地湖泊变成水泥板，我们可能面临春天听不见鸟儿的喧闹，夏天盼不来凉爽的雨水，秋天找不到游嬉的鱼儿，冬天难觅温暖的阳光。如果这样来推进城镇化，就违背了推进城镇化的初衷，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文明的退步，这样的城镇化似乎可以不要。

　　所以，推进城镇化，摆正立足点、出发点非常关键。要立足于人的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工市民化，外来人口的本地化，立足于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不要只是为了提高增长速度、占地卖钱、扩大投资、增加产能、繁荣房地产来推进城镇化。

　　二是要控制开发强度。开发强度是指一定空间单元中建设空间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简单说，就是水泥板的比例。我国很多地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占用土地过多。一些城镇化地区，人均GDP刚刚过1万多美元，但开发强度已经很高，有的已经把适宜开发的平原面积中的一半甚至几乎全部用于建设了。比较而言，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城镇化发展中，并没有一圈又一圈地无限摊大饼，日本三大都市圈、法国大巴黎地区、德国斯图加特、香港等的开发强度只有20%左右。

　　开发强度过高，不仅带来环境问题，也带来资源安全问题，特别是水资源保障面临威胁。我国总的缺水量是500多亿立方米，但为什么会缺水，是因为我们自己把森林、湿地、湖泊等“水盆”搞得越来越小。如果不控制开发强度，不从现在开始重视增强水的涵养能力、水的存储能力，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甚至危机，现在一些地区的连续干旱已经敲响了警钟。

　　各地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有点自律精神，控制开发强度，留下必要的生态空间，来净化追求GDP 所产生的脏空气和脏水，让城市居民有养眼养肺的生态空间，让水资源和动植物有个栖身之地，也就是十八大讲的，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三是要调整空间结构。空间结构是指不同类型空间的构成及其在国土空间中的分布，是经济社会结构的空间载体。我们注意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但对空间结构的调整，总体上看各方面还缺乏认识，没有摆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任务中。我国空间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主体功能定位不清晰，空间布局混乱，空间利用效率不高。657座城市，1627个县城，1.71万个建制镇，都在分配给本地区的建设用地上热火朝天地开发建设。这种过度分散的空间结构，又带来新的占地压力。

　　在今后推进城镇化中，土地城镇化方面的主要任务应该在存量上做文章，争取做到在总量上建设空间占补平衡、不增加新的建设用地。重点的调整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要按照十八大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认识到生态是一个系统，山水林田与城市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地就变成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

　　另一个是减少工业用地和适度增加城市居住用地。我国工业生产空间偏多，城市居住空间偏少。城市总的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的比例是1.5∶1，日本三大都市圈这一比例是6∶1，法国巴黎大区是5∶1。北京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的比例是1.3∶1，在许多城市该比例更低，甚至是倒过来，工业用地比居住用地还多。我国工业化任务虽然没有完成，但工业化的主要任务不应是数量扩张，因为产能已经过剩，而是存量调整、产业升级，工业占地不应该再按照过去的速度扩大下去了。而城镇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我国城镇化率只有52%，其中还包括2亿多外来人口，实质的城镇化率才35%，对居住用地的需求还将延续较长时间。

　　总之，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动方向，不仅要调整我们所熟知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也要把调整空间结构纳入经济结构调整的内涵，国土空间开发的着力点应放到调整空间结构、提高空间利用效率上来。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五大方面

　　必须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21世纪》：建设美丽中国，最重要的保障措施是要进行配套制度建设，您认为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

　　杨伟民： 我认为，应当从5个方面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一要加强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建设。必须改变唯GDP的观念，淡化GDP考核，增加生态文明在考核评价中的权重，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二要健全基本的管理制度。根据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管理制度缺失的问题，必须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如，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要建立限制开发的制度，对依法设立的各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要建立禁止开发的制度。我国耕地、水资源、环境等管理制度已经建立，但仍不完善，要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

　　三要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和税费改革还不到位，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虽已确立，但没有体现生态价值，生态补偿制度正在探索中。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四要建立市场化机制。建设生态文明同样需要依靠市场机制，要用市场化办法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五要健全责任追究和赔偿制度。资源环境是重要的公共产品，对其的破坏和损害要追究责任，进行赔偿。要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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