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都迎来了新的掌舵者，一系列的困难和任务摆在他们面前。

　　监管新班子面临“治市”考验：平台贷难解、股市和寿险业低迷

　　早报记者 张飒 忻尚伦 刘欣

　　从三大监管机构前任近期讲话中，或可见端倪。对于银监会新任主席尚福林而言，社会最关注的平台贷问题是个绕不过去的坎，而对于证监会新任主席郭树清而言，人们更关注股市只重融资的局面是否可能改观。新任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的任务可能更具体，持续低迷的寿险业是否能重塑市场信心。

　　刘明康的期望：建立公开清晰的政府资产负债表

　　彼岸的欧洲银行业整体陷入危境，在新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眼前，银行监管体系的“马其诺防线”只需在前任基数上继续打牢筑实。

　　但不可忽略的是，如何解决在建项目规模过大等中国经济特有的投资饥渴症、小企业融资难、民间借贷阳光化等多个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存在的“顽疾”，诸多挑战摆在这位务实低调的新主席面前。

　　中国经济投资冲动和投资饥渴的问题一直未得到真正解决。

　　银监会官方网站披露信息显示，早在2004年6月银监会成立初期，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强调，要清醒地看到，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还仍然比较突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较高，货币信贷仍在高位运行，银行贷款的潜在风险增大。”他当时在银监会内部会议上说。

　　投资冲动的病痛已经在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上体现。银监会从2003年就开始持续关注所谓的银政合作和“打捆贷款”，并及时进行风险提示，风险敞口得到有效遏制。不过在今年，局部地区出现平台贷拖贷、逾期的情况。

　　银监会在今年3月发布的2010年年报中，提出“平台贷款的清理规范得以初步推进，但由于平台贷款总额高、涉及面广、结构复杂，清理和化解任务艰巨。新一轮投资冲动可能带来的风险值得关注。”

　　10月19日，针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刘明康建议，建立起大众看得到的清晰完整的政府资产负债表，并由此建立有市场约束的直接融资机制，这才是避免风险的根本办法。

　　10月24日，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在公开场合重申，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新投资计划导致超常信贷需求。他认为，由于投资冲动与投资饥渴，在建项目规模过大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完善中的一大顽症。这个情况恶化了经济结构，不利于形成现实的生产力，造成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容易造成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

　　在平台贷风险下，不少开发商急降房价，银行体系的风险也备受关注。银监会2010年年报中在可预见的挑战中仍提出，由于深层次原因，推动房地产市场泡沫集聚的因素还在增加，“房地产市场运行对银行体系稳健发展具有长期和重要影响，其中土地储备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是风险防控的关键领域。”

　　近期，多家银行亦在三季度业绩发布会上提及房地产业风险。“一定比例的房价下跌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但是可能会出现个别地区、个别楼盘，由于与开发商的纠纷少数客户迁怒于银行所采取的消极还款行为。”一位上市银行高层近日在三季报发布会上称。

　　此外，近期暴露出的小企业融资难和老板跑路潮，如何有效隔离银行信贷资金进入民间借贷，进而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业界都冀望能尽快破题。

　　“我国目前面临民间借贷盛行、中小企业融资难，用温总理的话说，这与‘正门开得太小’、银行服务缺失有关。可以设想，银行监管体系是为应对风险的，我国目前的监管标准要高于国际水平，但由于市场不开放、利差保护，我国银行业持续呈现全行业的高盈利状态、其经营风险又低于国际水平。”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微博)说道。

　　也有业内人士呼吁，对信贷资金监管经验最为丰富的银监会牵头解决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等资金监管问题。

　　全球化时代下的证监会：

　　股市应是长期投资工具

　　当尚福林卸下9年的主席担子后，证监会新一轮的人事变动也伴随着第6任主席郭树清的到来而展开。随之带来的，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谋变”。

　　相比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国的多元化投资路线图极为贫瘠。

　　最近一次关于“国际板”的证监会权威声音，是在今年5月份举行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尚福林公开表示：“在这儿，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离推出国际板越来越近了。”但是在尚福林有了上述表态之后，“国际板”的进程便没有了下文。

　　“国际板对中国股民最有利的一点是，将‘境外’优质企业引入国内上市，让国内投资者能成为全球百强公司的股东，分享到它们的成长性。”一参与国际板制度设计的学者说道。

　　该学者也坦言，推出“国际板”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进程，在目前人民币资本项下还没有开放的时候，不啻为一个“圈养”式的尝试。“但也正因为牵涉到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监管层对此也非常谨慎。”他说道。

　　当郭树清重返首都担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时，中国不断膨胀的外汇储备，让人民币汇率问题升级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利益博弈。为了挽救拥有大量呆坏账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央汇金公司成立，并动用了数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向四大行注资，郭树清是中央汇金的首任董事长。在建行股改引资的关键时期，郭树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重建了建行的班底，并成功完成建行在香港的上市，为其他国有三大行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并在两年后成功引领建行以红筹的身份回归A股。郭树清对海外市场的熟悉，让投资者对国际板推出的时间表有了更多期待。

　　除了国际板之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小企业提供资本嫁接平台的“新三板”(目前指“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扩容，以及OTC等场外市场建设工作，还未有最终落定。

　　在今年1月份召开的2011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谈及年内重点工作时，中关村试点范围扩大工作、加快建设统一监管的全国性场外市场就被列在首位。目前为止，“新三板”扩容方案的雏形已基本形成。

　　中国资本市场结构治理经历了7年之“痒”后，国内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的业务创新大门正在加速开启。

　　“我们一线人员的最大感受是，金融机构之前泾渭分明的业务分治，现在已经有了‘混业’的趋势。”上海一券商高层说道，只是他尚不能判定，这种趋势是否会延续下去并扩大化。“说到底，资本市场是相通的。”他说道，“从这次‘三会’一把手的调动其实也能看到这个特点。”他非常看好郭树清身上丰富的银行业实战经验。“银行业最注重的是风险控制和渠道扩张，而这正是券商业比较欠缺的。”

　　在普通投资者看来，证监会还担负着对1.6亿股民的重大责任。

　　毋庸置疑的是，从中国股市诞生以来，其融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与此同时，在缺少投资效应下，股市的长期投资功能未体现，上证指数多年来回到原点。在帮助国企三年脱困后，中小板、尤其是创业板的推出，让中国股市又肩负起了喂养中小企业、承担社会保障的担子。但时至今日，一直宣称“更为严厉”的创业板退市制度仍未公布。

　　中国股市的制度建设其实仍然任重道远。如何弥补制度漏洞，完善监管体制改革，改变用法规和法律来打造市场化的资本市场，如何改变身兼监督、管理、发审等多重职能，缩小权力寻租的空间，营造法制化的市场环境，都是新一任证监会领导班子面临的“治市”考验。

　　保监会的困难：代理人模式走到了瓶颈阶段

　　吴定富在任期间，保险行业历经多次改革，监管制度和法律体系建设得以逐步完善，保险市场得以发展和扩容。项俊波接任这一棒，将面临哪些历史重任，带领保险行业走向何方？

　　2003年初，吴定富提出，要把中国的保险业做大做强。业内人士称，实际上，当时的保险市场还是以“做大”为主，保险市场发展只重规模和速度，导致保险公司恶性竞争，个险代理人问题暴露，财险费率恶性比拼，保险行业全面亏损。直到2009年，监管层才在思想上调整为“做强”，即发展既重规模又重效益。

　　在此期间，保险工作一直处于摸索的过程。车险费率面临着多次调整的过程。2003年开始，车险市场费率市场化改革，此后市场出现了低费率比拼的恶性竞争，导致车险行业严重亏损。此后，为了规范车险市场，交强险以及车险费率ABC三套产品相继推出。车险行业近两年来实现扭亏，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被重新提上议程。

　　对于下一任的期望，业内人士称，国内保险监管层的监管思路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国的监管部门不仅当裁判员，还要给公司当教练员。这是要监管层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

　　保险业另外一个挑战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受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紧缩等内外部因素的叠加影响，寿险业，特别是银保业务增速明显放缓，较前几年高速增长均有较大幅度的回落。

　　面对当下发展困难的寿险局面，多位接受采访的保险公司高管表示，目前中国寿险代理人模式走到了瓶颈阶段，银保问题制约了保险业的整体市场体系，保险界的弱势被动局面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找到出路，需要保险公司和监管层共同努力。监管层在舆论宣传、优惠政策方面需要作出实质性推动，为产品创新提供基础。另外，保险资金运作投资机制能否放开或是下一轮监管层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有保险行业分析师称，目前银保渠道发展困难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或更多通过中介机构为主要渠道之一来发展业务。但自很多保险中介机构公司开设以来，存在经营混乱、隐瞒客户佣金等违规现象，一直成为监管规范的重地。另有专家提出，在险企进场通畅的同时，监管层还需完善险企的退出机制，来形成健全的竞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