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益民

　　“远离毒品，远离股市”，在中国股市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的时光隧道中，这一无奈、悲愤而又心有不甘的幽幽历史回声曾经长时间飘荡。2001-2004年长达四年，与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严重背离的漫漫熊市，是所有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投资者至今无法忘怀的梦魇。

　　然而，随着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序幕的拉开，中国股市在随后的两年内走出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上证指数实现了从998点至6124点的高歌猛进。由此，股改被誉为中国股市的划时代里程碑。

　　事实上，关于股改的历史意义，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推动股改之初早有清醒客观的诠释——股权分置改革不是万能的，但不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却是万万不能的。

　　而时至今日，回首5年的股改之路，我们会发现，这是一条中国资本市场多元利益历经和平博弈——从激烈对抗冲突转到相互妥协均衡的道路。

　　政策与市场博弈：挽狂澜于既倒

　　回头来看，股改成为奠定中国股市2005-2007年持续三年大牛市制度红利的基石，然而，这座基石却是在市场激烈动荡、一片悲观的历史氛围中奠定的。

　　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宣布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启动。

　　5月9日，三一重工、清华同方、紫江企业、金牛能源被确定为首批股改试点公司，次日，三一重工作为首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亮相。

　　但改革启动伊始，便遭到来自外界的普遍反对和质疑。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的一次股改座谈会上，一位来自深圳的市场人曾如此激烈抨击股改，“我认为现在的股改，是在错误的时间(股指位于低点)，错误的地点(在主板市场试验)，作出的一次错误的选择！”

　　斯时，中国股市无限迷茫，流通股股东担心对价不平等，国有上市公司认为对价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更大的不安在于，许多人都认为股改扩容将导致中国股市彻底崩盘。

　　6月6日，上证指数一度跌破千点，成为股改艰难推进的历史性标志。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天，上证指数在试探998历史低点后掉头向上，出人意料的大涨了2.05%

　　6月8日，深沪股市再次给投资者带来意外狂喜。是日，上证指数放量大涨了8.21%，深圳成指大涨8.38%。至此，中国股市终于迎来摆脱漫漫下跌泥潭的历史转机。

　　这个历史转机的获得并不容易，其间充满了政策和市场的艰难博弈。

　　就在证指数跌破千点的前夜——6月5日，证监会在北京召开了第29次基金业联席会议，来自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部分具有基金代销资格的证券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沪深交易所、部分派出机构以及证监会有关部门共约200人参加此次会议。

　　会议明确，最近将会有重大的救市政策出台，包括允许上市公司回购，允许上市公司买基金，扩大入市资金，股息税税收优惠，成立投资者保护基金，批准商业银行成立基金公司等。会议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应高度重视目前所进行的改革和证监会所采取的举措对股市长远发展产生的影响，鼓励基金公司发表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长远的观点，各机构应约束本公司人员的言行，不做不利于市场的言论，

　　对基金公司即将参加的首批四家股改试点公司的投票，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桂敏杰明确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基金公司要积极参加投票，起好示范作用；二是基金公司要从有利于市场发展、有利于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恢复股市信心的角度进行投票；三是建议基金公司将投票权上收到决策委员会，而不要由单个的基金经理来完成；四是试点公司复牌之后，基金公司不要砸盘，交易所会对基金的砸市行为进行监督。

　　也就在这个月的月底，6月27日，中国证监会历史上首次召开由中外媒体参加、持续时间长达两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会上， 尚福林没有公布传言中新利好，而是阐述了证监会的主要工作任务，内容包括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券商问题的综合治理和完善市场的法律法规建设。

　　如果说第29次基金业联席会议之时，基金机构投资者做多中国股市在某种程度上是迫于政策高压，那么，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之后，明确的政策预期，未来不确定风险的消除，令所有的人开始对中国股改及中国股市前景充满了无限憧憬。

　　地方、国企与中央博弈：消灭权力的掣肘

　　如果单纯从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来看，股权分置改革无疑是对固有利益格局的一次大调整。也正是由于各个主体利益诉求和对政策理解认识的差异，导致股改推进并不一帆风顺。

　　股改初期，市场曾经风传某著名央企上市公司即将股改试点，该公司很快发布澄清公告，并高调对外宣称，公司的股改是一件大事，不是某一个政府行政部门就能够说了算的。

　　这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非常罕见的公司和政策的公开对抗，也是证监会首次感到股改推进的最大阻力来自于背景显赫的央企、地方国企及其背后地方政府。当时央企及地方国企的市值占整个市场的比重超过70%，其股改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股改的成败。

　　2005年7月22日，国务院召开“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座谈会”，重点省市的负责人和部分重点上市公司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对国资委、证监会各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如何推动股改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

　　座谈会开罢不久，上海、广东等重点区域相继行动起来，举行动员大会，对本地区股改进行部署。不少地区专门成立了以常务副省长、副市长为组长，众多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为成员的“股权分置改革领导小组”。

　　这次会议可谓是股改预热动员大会，尽管股改预热动员工作已做，但股改的进程依然十分缓慢。

　　从当年4月股改启动至11月近八个月的时间内，启动股改上市公司的市值仅占全部市场的四分之一，许多有条件进行股改的公司，尤其是一些大市值公司仍在观望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2005年11月10日，在中国证监会的推动下，国务院再次召开股权分置改革座谈会。

　　彼时，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央行副行长苏宁及一些地方政府副省级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而 135家地方国企和39家央企领导也都全部参会。

　　会议提出，股改进入关键时期，改革方向不能变、信心不能变、基本政策不能变，地方国企和央企要积极股改。

　　此举被市场视为管理层向央企和地方国企发出的最后通牒。

　　2006年4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该意见稿透露的政策信息是，只有股改完成半年以上的公司方可实施再融资，IPO也将在率先完成股改或进入股改程序的公司市值占比达到一定比例的省区启动。证监会将再融资启动和股改推进巧妙结合，迫使地方政府积极行动，抓紧推动当地国企的股改。

　　2006年年末，第63批股改公司名单出笼之际，沪深证券交易所开始对未股改公司实行特别的差异化制度安排，包括涨跌幅限制比例拟设为5%、剔除出指数样本股、适时采取差异化的竞价交易方式等，以督促未股改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加快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监管部门明确，未股改公司在完成股改之前，证监会暂时不受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其他公司的IPO、再融资及其他证券业务申请。最终完不成股改的S股公司将被“限制交易、打入另册”。

　　由此，在强大的政策压力下，地方政府对于股改的阻力被一步一步解除。

　　流通、非流通股东对搏：市场民主意识的觉醒

　　如果说政策与市场，地方、国企与中央的博弈是制度层面矛盾冲突的体现，那么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之间围绕对价支付的谈判，则是纯粹的商业利益博弈。

　　2005年5月10日，三一重工率先公布股改方案：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每10股赠送3股并补偿8元现金。

　　既然股改对价要由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市场谈判确定，且需要由三分之二以上的流通股股东投赞成票可通过，流通股股东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为自身争取最大利益的权利和机会，于是对价支付补偿力度不够之声随即沸沸扬扬。

　　针对流通股股东提高对价的要求，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说出了著名的股改猪论，“一头大猪带着一群小猪，墙上挂着一桶猪食，如果大猪不把猪食拱下来，小猪就一点都没得吃。现在，大猪将猪食拱下来了，一群小猪就开始闹意见，要求得到更多，这怎么行？”

　　或许是猪论字眼的表意刺伤了中小投资者的自尊心，三一重工公布的方案遭到一致反对，在流通股股东强大攻势下，三一重工作出让步。

　　为争取流通股股东支持，三一重工先是修订2004年利润分配方案，变10派1元转增5股为10派2元转赠10股，而后再将股改方案调整为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每10股赠送3股并补偿8元现金。

　　三一重工股改投票那天，会议现场有女子民乐团悦耳伴奏，投票表决间隙穿插文艺表演，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应邀现场献唱，会议用的玻璃茶杯全部换成了纸杯以防意外。三一重工股改大结局是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一笑泯恩仇，股改赞同票支持率高达93.44%。

　　同样陷入股改对价谈判舆论旋窝的还有金丰投资。

　　著名作家、流通股股东周梅森抛出了三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 强烈反对金丰投资公布的10送3.2股的股改方案，喊出了“凯撒的归凯撒，人民的归人民”的股改维权口号。在此压力下，金丰投资股改对价方案最终改为每10股送3.7股，投资票赞成率高达95.94%，周本人也投了赞成票。

　　实际上，10送3.2和10送3.7并无太大区别，单纯从声势浩大的维权攻势和最终成效对比而言，多少有些得不偿失。但这并不重要，周梅森的股改投票维权行动，最大的价值在于广泛唤醒了中小投资者的维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