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庆典。资料图片

　　深圳商报记者 钟国斌

　　“如今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今天不用再担心意识形态问题，不用担心姓‘资’姓‘社’问题，不用担心做不好被关掉的问题。”如今已经身为商人的尉文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具智慧，证券市场前进的步伐会更快。”

　　尉文渊请缨筹备交易所

　　把时光倒回1989年。此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被高层提上了议事日程，具备了极大的政治意义。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在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李祥瑞(时任交通银行行长)、贺镐圣(时任上海体改办主任)和龚浩成(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小组”。

　　也就在这个时候，35岁的人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副处长尉文渊主动请缨筹备交易所，担任筹备小组组长。尽管他也不知道证券交易所的成立究竟意味着什么。直到20年后他才感叹说，如果现在让他选择，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去承担这份工作的。

　　“最大的难题就是“不懂”，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唯一可以间接借鉴的办法就是出国考察，但当时要出国是很敏感的，根本没有机会出国考察。可以说当时是‘少不更事’，一切都是零，大家都是股盲。”尉文渊回忆说。“因为就是不懂，就是撞，想通什么做什么，中国没人干过这个事情。”

　　尉文渊谈了上交所交易大厅是怎么形成的，“一个是我自己想象，一个是看禹国刚写的书，我所有对股票市场的概念是看禹国刚的书。什么叫股票？什么叫股份制？后来说交易所搞交易大厅。筹备组重要成员吴雅伦最早设计的是摆办公桌，我突然想起禹国刚那本书有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我一看像个钢琴一样，电脑边上摆电话，我看这个倒挺好，我们就按这个来做了。”

　　尉文渊还把阚治东和管金生、汤仁荣等召集在一起，请大家帮忙，每家都承担些交易所筹备任务。彻夜写规则、培训交易员，几十个人开始发疯一样工作。根据尉文渊的要求，几家证券公司还直接派人参与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

　　经过了4个多月的忙活，1990年11月，尉文渊赴香港等地证券交易所进行了一番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后，马上明确了未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目标，要搞出国际上一流的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有个特点，就是没有老师，也没有人教得了我们。”尉文渊说，“我们有自己对市场的理解，最了解中国的是我们。”

　　上交所开业电子化交易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在黄浦路19号浦江饭店举行。开业当日，共有30种证券上市，其中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股票8种。第一天交易，上交所共成交93笔，成交总额1030万元。

　　尉文渊自豪地说：“上交所一开始就是完全无纸化发行和电子化交易的，这个比纽交所的口头报价先进得多，我们很有效地防止了黑市交易和幕后操纵。”

　　谈到上交所开业当天的感受，尉文渊说是心里忐忑，全无兴奋喜悦可言。尉文渊回忆：“上交所12月19日开业，头天晚上我都没睡觉，所有装修都是18日晚上才收的尾，包括门外的绿化卫生都是通宵搞的，电脑程序的编写啊，交易系统的安装都是连夜加班加点赶出来的，都没有经过测试过。开业之前，我都不知道它能不能完成交易，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呢！不过，好在开业第一天没出什么问题。”随后的状况接踵而来，死机、数据丢失、备份延时，申报买入撤不下单等等。到了1992年，交易需求越来越旺盛了，我们决定将交易系统升级，才形成了较健全的电子交易系统。

　　推行多项改革创新举措

　　在交易所成立后的几年中，尉文渊进行了多项尝试和改革。比如，市场扩容和扩大交易席。到1992年底，上市公司数量从最初的“老八股”扩大到近60家。交易所的会员已经从16家扩大到100多家，交易席位由最初的50个扩大到上千个。

　　再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抑制过热的股市，深沪两地都实施了涨跌停板制度。1991年股市走熊之后，深圳取消了涨跌幅限制，希望通过放开股价让市场活跃起来。上海在1992年初也宣布放开股价，这是尉文渊一个人瞒着领导偷偷做的决定。

　　幸运的是，尉文渊躲过了擅自闯关所引发的危机。从此，他更加大胆地进行着各种尝试。1992年底，上交所在国内第一个开办国债期货交易，大大活跃了国债市场，提高了金边债券的声誉，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国债发行难问题，也是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一次勇敢探索。但当时的尉文渊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因此埋下了一枚炸弹，三年后一个早春的下午，国债期货市场“327”事发，“炸弹”引爆后的火光灼伤了许多人，其中也包括尉文渊自己。尉文渊因负“监管责任”，离开了他一手创建起来的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