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记者 钟国斌

　　在深交所成立20周年之际，深交所第一任副总经理和筹备者、创建者之一的禹国刚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专访。禹国刚自豪地说：“许多外国人并不知道深圳在哪里，但是他们知道中国有个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的股市行情全世界都能够看到……深交所已成为深圳经济特区一张特殊名片。”

　　禹国刚表示，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在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中诞生。当时，几乎整个中国的人们都以新奇、迟疑的目光，揣测着这个新生儿的命运。没有谁会料到，短短的20年时间，这个“婴儿”借改革开放的春风，迅速茁壮成长为全国两大证券市场之一，成为全球唯一的集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于一身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从最早的“老5股”发展到现在的1144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8.57万亿元，流通市值5.33万亿元。多少企业从鲜为人知，到得益于证券市场一举成为业界巨子。2009年，深交所IPO家数居全球第一位。2010年上半年，深交所IPO家数和融资额均位居全球资本市场首位。

　　汇编“蓝皮书”用了一年半

　　深圳证券市场的起步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当时一些企业为了摆脱经营中的困境，进行了股份制改造。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规定》后，“老五家”股票在“老三家”证券部的柜台交易，搭建起深圳证券市场的雏形。

　　1988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组长，5年前派往日本专门学习证券的禹国刚，被直接从银行系统调出来，专门参与筹建中的技术工作。

　　1989年12月，深交所筹备组成立，王健出任组长；彼时，禹国刚则是深圳市资本市场专家小组组长，共同负责深交所筹备。谈到深交所的筹备经历，禹国刚不无感慨地说：“筹备深交所的过程太过艰辛，个中故事亦不胜枚举，如果要好好讲，给我三天三夜也不够。”

　　那时，在无人、无钱、无地的“三无”窘状下，在面对各种疑虑、不理解，甚至人为的阻挠下，深交所最终以顽强的向上生长的意志和力量，甚至以“先斩后奏”的极端方式落地，全程参与其中的禹国刚不免唏嘘。

　　尽管当时证券公司已露出峥嵘之状，但国内整个证券行业却尚属蛮荒之地，法律法规建设一片空白，而监管亦处真空状态。例如，当时国内就连公司法、会计法、证券法、交易法、合同法等最为基础的法律尚未形成，何谈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规。

　　“因此，我们当初做的最为关键一项准备工作就是，整整用了一年半时间，把香港联交所为主，包括美英、澳洲、我国台湾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证券交易条例、公司条例、投资者保护条例、公司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等两百多万字的英文资料翻译了过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移植借鉴，并根据深圳的特点因地制宜，以33万字的篇幅写成了自己的法规、规则草案，报市政府研究审批，并将这些资料汇集印刷成《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由于草案的封面呈浅蓝色，故俗称‘蓝皮书’，就是它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最初的、必要的规章制度。”禹国刚娓娓道来。

　　“当时，谁要是拿到这本书，即使他不懂这一块，也可按图索骥，创办一个证券交易所，因为里面内容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回忆至此，禹国刚显得眉飞色舞。

　　1990年，上海在筹备证券交易所前期听说深圳怀揣“蓝皮书”之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黄菊亲自率领一批年轻能干的金融干部，到深圳考察证券市场。他们一行来到深交所筹备小组时，禹国刚正好出差云南，王健同志接待了他们一行。上海同志提出，可否将你们的《蓝皮书》(即《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借给我们参考一下？王健回答：“当然可以！”说着，便拿出《蓝皮书》以及其他筹建资料，亲自交给上海来的同志。

　　上海的同志在借鉴《蓝皮书》的基础上，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很快起草了有关的法规和交易所运作规则。

　　“这帮了上交所筹备组很大的忙啊。因为经过几十次讨论而成形、且都经过成功实践的‘蓝皮书’使得上海既不需要翻译，也省去了起草和整理的琐事，为此上海节约了至少一年半载的时间。”禹国刚说。而上交所的“获批”客观上也为深交所的“蒂落”创造了条件。

　　李灏拍板促深交所出生

　　禹国刚表示，深交所是大胆试验，勇敢开拓创新的产物，又在其后的20年里担负着排头兵、试验田的重担。

　　然而，1990年上半年深圳股市过热的现象，却一度使深交所陷入“难产”。

　　由于当时的深圳股市尚处于初级阶段，股票供需严重失衡，交割手段比较落后，非法场外交易盛行。而恰在此时，《人民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写了一篇内参，传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那里。股市中一夜暴富的例子使内地反应强烈。

　　“领导层对此意见不一，有主张继续加强管理的，也有主张取消试点的。证券市场的幼苗面临被剔除的危险。”禹国刚说。

　　尽管深圳最早向中央申报，但深交所的“出生证”却迟迟未能拿下。而上海方面因为要配合开发浦东，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呼之欲出。

　　当上海传出上交所将于1990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时，让先前一直在埋头筹办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禹国刚、王健二人有一种难言之涩。和上海方面上下一心的情形相反，禹、王两人在筹办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起了大早、却可能落后”，多么让人心有不甘。于是俩人合计后直接向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汇报。

　　“深交所成立，离不开市委书记李灏。”不仅王健逢人就会重复此话，禹国刚的观点亦是如此，因为李灏直接催生了深交所——那是在1990年11月22日的市委书记现场办公会上。

　　当日，李灏、郑良玉、张鸿义等深圳市领导到国投大厦15楼视察深交所的筹备工作。“12月1日开业！”李灏当着时任深圳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以及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王喜义等作出最终决断，“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会研究！”

　　“这句话的意义对于深交所开业而言重若千斤！假如不是李灏及时拍板，假如我们不抢在上海前面，恐怕深交所的诞生还要被推迟很多年，甚至不可能出生。”禹国刚对记者说。“但是，这正是特区‘敢为天下先’的魄力！”

　　前不久，老禹和李灏相遇。禹问及李当年缘何有拍板之勇，李灏方才点出了三大玄机。

　　“第一，不开场内市场，那么场外的黑市乱下去就一定全部完蛋；第二，一切都筹备好了，为何不开？可以给上海批文，深圳是全国试验场，不给没有道理，所以上海开了，我也敢开；第三，等交易所真正开起来了，要想再关，谈何容易？”

　　1990年12月1日上午9点，王健敲响了深交所试营业钟声。

　　发行B股和交易“四化”

　　深交所开业后，首先创造的奇迹就是发行了第一只B股。

　　1991年1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和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又颁布了《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1991年12月到1992年1月，我国首只B股深南玻完成了1700万股B股发行工作，发行价每股5.3港元。1992年2月28日，深南玻A、B股同时上市。结果深南玻B股以6.85港元收盘。至1993年9月底，深交所共有18只B股挂牌交易。

　　1993年4月13日，深交所在国内首创借助卫星通信手段传送股市行情和成交回报资料，有效地解决了交易中通讯的瓶颈问题。更新后的卫星通信系统具有双向传递交易行情、成交回报和委托报盘的三种功能。

　　1993年7月28日，深交所替代微机运作的TANDEM大型计算机运行系统正式推出，有效地解决了交易中撮合系统的瓶颈问题。

　　至此，深交所的“四化”——通信卫星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运作无大堂化全部实现。深交所摒弃传统的交易模式，率先在国内实行符合当今证券市场国际潮流的“四化”交易模式，跳跃式地赶超世界一流水平。

　　从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至1993年7月28日深交所“四化”实现，可谓这一期间为深交所的第一次辉煌阶段。

　　在深交所成立后的两年多内，已使深圳证券市场实现了从“柜台交易”到“集中交易”、从“手工交易”到“电脑交易”、从“一户一票”到“一手一票”、从“实物证券”到“记账证券”、从“区域市场”到“全国市场”、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的转变。

　　禹国刚说，“327国债期货事件”，大伤了沪市元气。1996年4月以后，深强沪弱得以形成和确立。深市在上市公司数、上市证券数、成交股数、成交金额、投资者数量等指标方面遥遥领先。1996年4月至1997年秋季，是深交所的第二次辉煌阶段。

　　2004年5月17日，深交所中小企业板开启仪式举行，并于6月25日推出首批8只中小企业股上市交易。中小企业板解除了深交所的生存危机，开创了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新局面。2009年10月，深圳创业板正式推出。至此，多层次市场架构基本形成，是深交所20年风雨路中取得的第三次辉煌。

　　转眼20年过去了，如今深交所已由当年的稚嫩幼苗长成参天大树。截至9日收盘，深市上市证券达到了1559只，总市值达到了8.57万亿元，流通市值达5.33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