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李冰心 发自上海

　　身材清瘦、笑容淡定、语调平和，记者面前的严义明看上去更像一个谦和的人，完全没有“咄咄逼人”之势，更不像一个敢跟国家职能部门或证券投资大佬公开叫板的角色。

　　严义明是众多投资者眼中的维权斗士。从“红光案”到“倒顾运动”，再到今天公然叫板发改委财政部，曾经备受媒体关注的证券维权第一人严义明一次次站到了风口浪尖。

　　向发改委、财政部开炮

　　“我在等待‘两会’后穆虹副主任公布4万亿投资的细节，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严义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2009年1月7日，上海律师严义明到发改委递交《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与4万亿投资有关的三方面内容。

　　2月20日，严义明收到发改委正式回复，称：“安排新增中央投资的具体项目名单属于我委工作过程中各地报送的材料，尚未形成我委政府信息，不属于我委信息公开范围。”

　　严义明再次提交申请，请求撤销上述答复，并要求发改委依法履行职责，就其所提出的公开申请出具准确完整的答复意见。

　　“发改委不公开提交审批申请的省市地区名单及项目名单，以及不公开审批通过的具体投资项目名称，选择投建项目的原因，投资项目的预算资金金额，均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严义明说。

　　3月1日，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向媒体表示，欢迎公众随时向国家发改委查询4万亿投资资金使用情况。同时表示4万亿投资跨越两年，今年的投资安排需要在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才能向社会公布；4万亿计划中包含的2010年度的投资安排现在尚未确定，因此无法公开。

　　“穆虹副主任的表态是一个积极回应，但我对于‘4万亿投资跨度两年，无法公开’等说法不能认同。”严义明认为，在4万亿投资计划公布后，部分项目迅速立项并通过审批，对于这部分项目信息，应当严格按照《暂行办法》详细公开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等信息。而对于2009、2010年尚未提交人大审议批准的投资安排，应当而且有必要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前公开。人大代表只有在参加“两会”之前了解方案内容和民众对方案的意见，才能充分行使审批权。

　　严义明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两会”后，他将针对发改委公布的4万亿投资计划今年投资安排深入追问。

　　与发改委一样面临严义明连番追问的还有国家财政部。就在今年1月7日，严义明还同时向财政部提出申请，要求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两周在网站上详细列表公布2008年度财政收入、支出以及2009年度财政收入、支出预算。1月21日，财政部对此作出“不宜公开”的答复。2月9日，严义明向财政部提交行政复议申请，2月12日，财政部再次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严义明的3年承诺

　　同时将发改委和财政部两大国家职能部门列入维权对象，严义明的一举一动自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已经预见到会受到各种质疑，不过现在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严义明表示，自己为民维权的努力不会停止。

　　但凡股龄超过3年的“老股民”对严义明的名字一定不陌生，早在数年之前他已被视为中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的代言人。

　　“红光案”甚至被视为是中国资本市场维权的启蒙案例，也是严义明的代表作。在1998年之前，“投资风险须自负”一直是社会的普遍观点，中小投资者们从未考虑过用法律手段去为自己的损失索赔。正是“红光案”提醒投资者，原来可以将发布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行为的主体(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高管)列为维权索赔对象。

　　此后，“银广夏案”、“大庆联谊案”等轰动一时的证券维权案件都是严义明所代理。他成为开启股市中小股东维权的第一人、统帅“倒顾(雏军)运动”的律师，更曾在2006年给自己惹来官司，被长征电器诉到法院。

　　“3至5年后，我会扩大我的维权领域。”早在2006年3月，严义明接受媒体访问时就曾这样说。反复起诉、征集投票权、运用行政诉讼法……严义明3年之前就计划将这些尝试运用在维护证券市场投资者权利之外的领域，“如果仅仅局限在证券市场，采取固定的做法就可以了。”

　　3年之后的今天，他以行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这一次，他的维权对象，是在中国很少被挑战的政府职能部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目标，是倍受瞩目的4万亿投资计划。“要求持续、实时、列表公开资金来源、项目的申请和审批情况、使用和监督情况。”

　　推进法制建设

　　2002年，“红光案”的11位原告最终获得约22.5万元的赔偿，但严义明并没有收取报酬。他说，自己的股市维权行动是以不收费为原则，以收费为例外的。2006年开始，严义明已逐渐淡出证券维权，在他看来，每个案子不同的手法得以实践、吸引了更多同行跟进，自己的股市维权任务已基本完成。

　　“红光案”的受理过程中，法院曾经多次裁定不予受理或者暂不受理，正是严义明坚持反复提起诉讼，“红光案”才最终获得法院受理，开启了中国股市中小股东维权的先河。现在，严义明将反复起诉的尝试与坚持用在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维权上。

　　“不再接证券维权官司后，我一直在思索自己的方向，当时有很多选择”，严义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曾想过为农民工维权，却因为难以找到典型维权主体而不得不放弃；也曾尝试过环保维权，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意识到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并最终锁定了新的维权目标。严义明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让人们体会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进步，但仅仅有法可依还不够，法务人推动政府依法行政非常重要，“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发改委公布的信息(《今年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计划已经全部下达》)是比较粗糙的，按照法律规定，我们有权利要求披露决定投资的项目本身和这个项目的具体实施。”严义明表示，自己的目的，就是需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只有把实施披露出来，公众才能参与其中，中小投资者才有机会分享收益，才能对其中是否存在腐败进行监督。”

　　在提出申请后，严义明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做客财经网站聊天室、博客随时公布进展，一系列动作都在媒体的关注下高调进行。面对时代周报记者对其“懂得合理利用媒介手段”的评价，严义明微笑着说：“因为我知道在维权这件事上，媒体肯定是我的天然盟友。”严义明说，他始终把媒体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战略参与者，通过媒体盟友，再团结更多的盟友，唤起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就在截稿之时，记者接到了严义明的电话。“最新情况是发改委已经发来通知，我的复议申请获得受理，”严义明的语调听起来依然平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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