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任雪 本报记者 李晓晔

　　在1月10日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中国证监会风险处置办公室人士表示，产品和服务的过度创新以及美国放松管制的监管是导致华尔街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

　　“国内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可从中得到七条启示。”这位证监会风险处置办负责人认为。

　　争议金融创新的“度”

　　“第一个启示是我国资本市场应继续扩大金融创新，同时要注意创新有度。”这位人士指出，华尔街在这些年来的创新过于贪婪逐利、纷繁复杂，已经走向了一条跟金融创新相反的路，走向了金融创新的异化。

　　与此相反的是，我国长期以来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创业板欠缺，产品不丰富，投资者结构不合理，限制了资本市场规模、层次、品种和发展空间的拓展，影响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

　　金融创新迫在眉睫。该人士指出，在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的过程中，应当有度。他指出，所谓度，就是“可控、可测、可承受”。此外，金融机构要以客户为中心，不是以自我服务为中心。

　　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施光耀对此表示不同看法。他认为，要发展，就应当创新为先。施认为把金融产品创新的“可控性、可测性”放在第一位，有些计划色彩。

　　管理风险不等于冒险

　　第二个启示是，金融机构要管理风险，而不是冒险。

　　2007年，美国五大投行杠杆率都是在28倍到33倍之间，如果加上一些表外的，可达到60多倍甚至于上百倍。而雷曼、高盛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靠交易、投资、资本金业务，而非传统的投行业务。该人士表示，高杠杆、业务高度集中有巨大的风险。而华尔街的管理风险逐步演变成冒险，这是值得我国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借鉴的。

　　第三个启示是投资银行是金融服务商，而不是投机商。

　　上述风险处置办人士认为，投资银行应以客户服务为中心，其风险比商业银行低很多。后者是间接金融，做资本的运用，而前者在传统上并不靠资本金或者资金运用来盈利。在前几年，高盛90%以上的业务都是非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该人士认为这种做法很有风险。

　　该人士提到的第四点启示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激励机制应该重在鼓励追求长远利益。他表示我国资本市场要形成一种让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有所追求、也有所畏惧的激励约束机制，且以追求长期目标为基础。

　　第五，金融监管化解系统性风险很重要。

　　“幸运的是，早几年，我们已经在中国证券业把风险处理了，此次金融危机监管制度对于化解资本市场风险有效，虽然代价巨大。这是值得总结的经验。”这位人士表示。

　　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施光耀先生认为，对这次金融危机，要引以为戒，但是不要因噎废食。需要完善监控、监管体系，提高监管艺术，但是更需要健全创新体制，增强创新冲动或者创新活力。

　　此外，在目前金融创新条件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包括投资银行在内，需引起高度重视，这是前述人士提到的第六点启示。

　　最后，这位官员谈到我国应该继续扩大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强化投资银行的功能，优化中国资本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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