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马骏骎 发自上海

    在次贷危机中，美国市场上名目繁杂的金融衍生品常常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彭博社昨天报道说，中国监管部门表示可能放弃推出金融衍生品的计划，一些企业领导人正在重新思考美国的经营模式。之前，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范文仲在北京一会议上表示，监管层可能阻止推出包括衍生品在内的新金融产品，把重点放在提升风险管理上。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此认为，国内金融创新仍应该继续推动，美国危机的提示在于创新必须要稳妥。东方证券董事长王益民也表示，连初级的金融创新也叫停的话有点“因噎废食”。

    中国金融衍生品推动缓慢

    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网站数据，自中国2005年允许房贷等资产支持证券推出以来，只有14个新的金融工具获准销售。不过缓慢的推进也让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因祸得福”，据统计中国金融机构买进的美国相关证券并不多，相关损失和减值只有43亿美元。眼下，全球银行和券商减值和损失额度已超过5200亿美元。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当前的次贷危机反映了监管问题，即面对公众的金融创新产品偏离了基本经济学原理：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是寄托于抵押物上；二是衍生产品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致使风险无限积累，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

    吴晓灵强调，今后金融市场应注重对基础产品的监管。“不注重基础产品的风险而发展信用衍生产品就是把大厦建在了沙滩上；对信贷产品证券化不能完全移出表外，也应有资本约束。”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此次流动性危机的形成同衍生产品的重新定价不无关系。他表示，衍生产品估值往往是由一些非常复杂的数学或者是数据性公式和模型做出来的，对风险偏好十分敏感，然而评级机构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并未采取足够的审慎态度。定价的不确定性造成风险溢价的急剧上升，并蔓延到货币和商业票据市场，使整个商业票据市场流动性迅速减少。由于金融市场中充斥着资产抵押证券，美联储的大幅注资依然难以彻底消除流动性抽紧的状况。到商业票据购买方不能继续提供资金的时候，流动性危机就形成了。

    创新不应盲目模仿美国

    央行前顾问余永定昨日表示：“美国金融体制被认作是一种模式，我们正竭尽全力模仿它。突然之间我们发现我们的老师也不是如此优秀，因此下次我们设计金融体制时，将更多地动用我们的思维。”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国内金融创新仍应该继续推动，毕竟金融创新能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美国危机对于国内金融机构的提示在于创新必须要稳妥。

    郭田勇就国内金融机构如何创新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他认为基础金融资产的质量非常重要，需要得到保证。他说：“美国在次贷危机中，衍生产品存在过度开发和滥用，基础性的金融资产存在问题，毕竟金融工程和金融创新很难‘变戏法’似的把基础产品中存在的风险消除掉，所以风险只能层层转嫁，传递给投资人。客观讲金融创新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的确起到了风险集聚和放大的作用，但是风险本身不是来自于金融创新。”

    其次，郭田勇指出金融机构在设计金融产品，或资产债券化过程中，一定要同本身风险防控能力相协调。他坚决反对 “小马拉大车”的做法，“比方说银行有1个亿的资本金，打包发债100亿，下游投行再进行高杠杆，将贷款层层打包，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所有投资者一起跟风挤兑，金融机构就会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他认为此次华尔街投资银行之所以改组，原因就在于其高杠杆本来就是一种风险很高的业务运作模式，经济繁荣时期可能会获利，但是在本身资金来源少、资本金较少的情况下，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被连累。

    郭田勇同时指出，就金融创新而言，中国和美国面临的情况很不一样，因此不应盲目模仿。“中国本身储蓄率比较高。相比之下美国储蓄率低，银行存款少，在这种体制下，银行对包括资产证券化等工具的需求更强。”郭田勇认为既然国内银行本身资金充裕，低成本资金量比较大，收息比较高，就没有必要非得搞资产证券化、把贷款向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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