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肖明 实习记者 陈茜

　　下半年调控方向已经明确——“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正式替代自从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双防”政策(防止经济由偏快转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变为全面通胀)。

　　在7月15、16日国务院连续召开常务工作会议研究下半年的经济形势之前，据新华社报道，7月8日至11日，国务院在中南海连续召开3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分别听取地方负责人和经济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曹红辉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参与了其中一次座谈会并对下一步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7月28日，曹红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认为，政策调整是短期行为，要从根本上消除矛盾，还需进一步推动相关的制度改革，完善各种机制。

　　控通胀要靠经济结构调整

　　《21世纪》：下半年经济形势走向如何，物价会往“8765”(每个季度物价涨幅分别为8%、7%、6%、5%递减)方向走吗？

　　曹红辉：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基本上是温和的物价上涨，但要对此高度关注，防止它演变为恶性通胀。如果CPI涨幅达到10%以上，就要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目前，暂时还属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各种价格控制措施不可能长期化，部分商品的价格管制要逐步放开。总的基调是促进结构调整，维护弱势群体基本的生产、生活水平的稳定。

　　《21世纪》：有观点认为物价走势有自己的规律，与央行调控无关，对此怎么看？

　　曹红辉：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国内成本推动与国际输入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仅仅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难以得到理想的效果，也使得国内承担了一部分国外通胀的压力，导致部分补贴输出到境外。

　　通胀是经济结构中多种矛盾的产物，只有调整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通胀的基础。

　　《21世纪》：目前国际油价有所回落，能否说以油价为带动的全球通胀压力减轻？

　　曹红辉：最近，国际石油价格有所回落，短期因素主要是由于美国开始采取措施，打击石油投机，开放近海石油勘探等；长期因素则是美国及世界经济减速而造成需求增长减缓预期。但这是否是持续、大幅的回调，还很难预料。

　　我认为，如果现行的美元主导石油定价的国际货币体系不改革，能源供求格局不发生重大变革，能源技术革新及产业化运用不取得重大进展，这种供求长期失衡的格局很难改变。因此，长期而言，石油价格仍然面临巨大的上升压力。

　　调控应采取综合性措施

　　《21世纪》：治理通胀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

　　曹红辉：治理通胀要采取财政税务、金融、产业、环保、土地等综合性措施，包括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而不仅仅是单一地采取汇率调整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应该说，上述措施在过去几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暴露出局限性，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性。针对当前经济中的矛盾和问题，及时对上述政策工具进行调整，改善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方法，提高调控的效率，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非常必要。

　　《21世纪》：货币政策近期是否需要作出进一步调整？

　　曹红辉：目前，我并不认为存在普遍提高利率的必要性，当然，这并不排除未来如果CPI(居民消费价格)、PPI(工业品出厂价格)出现大幅上升，对个别利率存在局部调整的可能性。

　　对于普遍关注的信贷规模问题，我认为，如果将PPI指数考虑在内，今年信贷规模的实际增长率是负的。这使得中小企业深感资金紧张。因此，适当针对小企业扩大信贷规模是必要的和及时的。

　　但是，政策调整毕竟是短期的行为。从根本上消除矛盾，还需进一步推动相关的制度改革，完善各种机制。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又一次摆在我们的面前。

　　《21世纪》：央行部署下半年工作时，提出要继续加强异常外汇资金流动监管，有效防范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你认为我们可以做什么工作？

　　曹红辉：对于短期资本的流入，要加强监控，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加以打击。同时，可以考虑将已经流入的资本，限期申报登记，纳入QFII的管理框架，有条件地允许进入股市，严格禁止流入其它资产市场，限制流入楼市，否则，加强打击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21世纪》：次贷危机风险是否已经过去？

　　曹红辉：现在言底还为时尚早。相反，这场危机至少还要持续两年甚至更多。这次危机暴露出美国经济增长模式、金融发展模式、财政支出结构中的严重缺陷，也再次暴露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严重缺陷，短期内很难达成认识上的共识，凝聚制度改革的共同意愿。

　　现在，坐等其变显然已经很不明智，新兴市场国家要提前采取行动，推动内部的改革，扩大内部的需求增长，减少对美国经济及外部经济的依赖性，加强区域经济及金融合作，减轻外部冲击的影响。

　　需采取措施稳定资本市场

　　《21世纪》：在国务院专家经济座谈会上您提出了什么建议？

　　曹红辉：我在座谈会上主要讨论的是股市，主要是两部分内容，一是造成股市暴跌的原因及发展中的问题，二是改进的政策建议。

　　前者我讲了6个问题，即全球性经济增长减速加上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的确对股市的基本面造成冲击，改变了企业业绩增长的基本面预期，但是这远不足以解释从2007年1月以来高达60%以上的跌幅，因为同期其它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仅有8%-15%的跌幅，中国经济增幅仍然高达10%的水平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虽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较高水平。

　　因此，只有从中国股市制度及政策的内在缺陷出发，才能得到解释，即新老解禁股的上市重新改变了市场的供求关系，也改变了市场的定价机制，监管中的缺陷更是加剧了市场对这一因素的预期。加上市场原有的发行、交易、定价机制中的缺陷，综合作用的结果导致了市场的矛盾集中爆发。我提出，中国股市中供求关系的失衡将是长期的现象。各种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要基于这一基本判断。

　　改进的建议有6个方面，大致包括针对上述问题采取更加市场化、法制化措施，对供求关系失衡加以缓解，如发展维护市场稳定的长期投资者，将再融资与减持解禁股规模及比例挂钩，建立大非与小非之间的利益制衡机制，加大减持解禁股的频率和力度，每减1%，即予以公告，加强对各种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案件的及时查处及打击力度，建立各种专业委员会及专家小组，参与制度及政策的公开讨论与设计，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督制衡机制，探索更为有效的金融政策协调机制，发展公司债券市场，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改进资本市场效率等。

　　最近，中国股市有所企稳，是由于最近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连续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中央明确提出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恢复市场信心。这些都是促进股市向稳的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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