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深交所敲响开市钟声

　　深交所试营业第一天，王健(左)和禹国刚敲响开市钟。

　　晶报记者 张帆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立的过程，是一部艰辛的创业史，是一部现代化运作与传统运作的争论史，也是市场运作与行政干预的较量史。” ——王健

　　“当(深交所开市钟)钟声敲响的那一刻，交易所的全体员工兴奋到了极点，我和禹国刚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就像小孩终于呱呱落地了的一种感觉……”日前，深交所创始人之一的王健向记者讲述了参与创办深交所的前前后后。

　　深圳处于改革开放前沿，深层次改革试点多选在此进行；深圳距香港国际市场仅一河之隔，资讯发达，借鉴他山经验更便捷；深圳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和证券柜台交易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8年来，深交所借助现代技术条件，成功地在深圳建成了辐射全国的证券市场。

　　作为中国证券界元老之一，在深交所筹建和发展过程中，王健与同事们做了大量工作，总结出股份制在深圳实验中的经验，收集了详实数据，总结了国际证券市场为现代化大生产集资的作用，汇集了各路专家精辟见解，这些都为高层领导经济决策发挥了智囊团思想库的作用。

　　最迫切： 当年规范股市势在必行

　　晶报：您当年离开深发展后，就开始筹备开办深圳证券交易所吗？

　　王健：1989年，我从深圳发展银行出来后，有几家银行表示愿意让我去任职，那时我有意去蛇口招商银行。我对银行业还是比较熟悉的，我学的是国际金融，在深发展也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而当时招商银行也想更好地借鉴深圳发展银行股份制的经验，把招商银行迅速地发展壮大，所以很有诚意请我过去任职。

　　晶报：听说有关方面请您筹办深交所，费了很大劲才说服您。

　　王健：是的，那时我要去招商银行的消息，不知怎么就传开了。禹国刚(深交所的另一创始人)得知后，便去找当时主管金融的市领导，商量如何请我挂帅交易所。禹国刚曾3次到我的住所来劝说我：“要办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可是全国第一家，不是没有一点儿干头。如果我们把证券交易所推出来，这就等于填补了我国一大空白。更何况还将有由此而制定的大量法规、文件，这些都将是我们对中国证券事业的一大贡献，这意义可将是历史性的。”我喜欢探索新东西，做一个创业者，想想，那就再去创一番事业，在中国创一个第一吧，于是就去了。1989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成立了，我参加了。后来我想，这也许命中注定。

　　晶报：听说1989年底，当时买卖股票不是太规范，您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王健：那个时候，深圳只有3个证券商，一个是特区证券公司，一个是中行的证券部，一个是市国投的证券部；只有5只股票。当时深圳的证券市场还处于柜台交易阶段，个别时段可以说到了失控的地步。以深圳发展银行股票为例，面额十元钱，1990年11月，涨到120元钱。但在黑市，几乎都是正规市场价格的两倍。当时有柜台交易，也有黑市交易。

　　晶报：那时的深圳股市还存在哪些问题？当时为什么要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王健：进入1989年11月，股市开始升温，股价像一匹野马，奔腾不休，不可遏止。股价的暴涨、股票的奇缺，为黑市交易提供了温床。1990年5月，股市热浪更是扑面而来，大量资金涌向深圳。当时5只股票市价28亿元，比发行面值2.7亿元上扬10倍多，月成交量达到2.6亿元。之后数月涨风不衰，平均市盈率高达几十倍甚至近百倍。巨大的供求不平衡，终于使股价和实际价值很大程度上相互脱离了。在股票热浪的冲击下，深圳股市交易场所一度成为全市最热闹的地区。

　　当时我们都清晰地认识到，如果对股票的二级市场不加强管理的话，黑市交易、幕后交易、恶意炒作、少数人操纵股市等现象将会愈演愈烈。交易混乱将使股市的健康发展受到影响，甚至可能使步履蹒跚的深圳股市中途夭折，到头来受害最深的应当说是广大的股民。加强股市的规范化势在必行！但怎么管？却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

　　最艰难：无相关法律缺相关经验

　　晶报：由于在新中国成立证券交易所这是头一次，您上任之后是不是遇到很多困难？

　　王健：当时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是空白，加上证券从业人员层次不同、经历不同、学识不同、思想方法不同，面对这个全新的事业，缺乏实践经验。在很多实际问题中，大家看法也不一定一样，有时甚至南辕北辙。这些无疑给我们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可以说深圳证券交易所创立的过程，是一部艰辛的创业史，是一部现代化运作与传统运作的争论史，也是市场运作与行政干预的较量史。因此，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管理模式、管理法规、管理程序、交易秩序、作业流程以及市场发展等，都曾遭到来自各个利益集团的阻挠、干扰。现在再来反思证券交易所的创立过程遇到的困难以及种种争论，我想仍然是有益的，仍然是有利于我们总结经验，开拓前进。

　　晶报：你们那时候预期大概筹建多久，深交所就可以开业？

　　王健：说实话，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能不能够弄成，因为这是非常敏感的事情。首先是政治上的风险，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还是有的。在改革开放以前，股票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大家对此思想上还是有顾虑的，社会上也有很多议论。所以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个事能否做成，更不可能去估计什么时候能够开业。但是我们当时翻译和借鉴香港以及国外的证券法规，然后编写我们自己的证券法规，这些工作都在夜以继日地拼命干，大家虽然很辛苦，但热情都很高。

　　晶报：听说“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也换了很多次？

　　王健：一开始筹备，我们叫“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1990年春天，我和禹国刚等一行几人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工作。当时人行总行监管司的司长是金建栋，他接待了我们。

　　我说：“金司长，我们来给你汇报。我们这个筹备都做得差不多了，交易所什么时候能开业？”他说：“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批你啊，我给它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们如果同意，现在我都可以给你批，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我们说，金司长你是不是开玩笑啊？证券交易怎么能跟买卖肉菜一样呢？那边搞个菜市场，这边搞个肉市场，我们弄个“深圳证券市场”——实在别扭。

　　金司长说，你们不懂，改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能批，你们回去马上就能运作。等你运作起来了以后，你可以再更名啊。我们想，金司长讲的也确实有道理。他站的角度不同，在当时的环境下，办事是要讲策略的，所以我们也接受了。(下转A18版)

　　后来，“深圳证券市场”名字又被换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终于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名称的几经更迭，折射出当年复杂的情形。

　　最感激：港交所当年热心帮助

　　晶报：在筹备过程中，您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王健：最关键的还是证券交易所如何组织，法律法规资料如何去寻觅的问题。其间，港交所的慷慨让我难忘。一次，我带着筹备组的同事们去香港证券交易所，找到了当时的总经理袁天凡。向他说明来意后，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且叫来资料室的负责人，让她按我们要求，提供各国交易所的法律法规，而且尽可能提供中文版本。当时他们把英、美、法、德、日等国的证券法规都给了我们，特别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文版证券法规，这是非常实用的。为我们草拟规章制度节约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