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流动新格局：变化中的中国外资策略

　　作者：曹远征

　　一、目前我国利用FDI的新特点

　　1.我国利用FDI的增速放缓

　　近年来，随着我国吸收FDI规模的增加，FDI增速呈放缓迹象。当前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其他形式的外资流入加速。

　　2.作为FDI东道国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报告，1999年后我国FDI占固定资本形成比重已基本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在1991～1997年间，这一比重为12.3%，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7.1%的平均水平。

　　3.外资来源地分布不均衡

　　香港一直是中国吸收FDI的最大来源地，累积比重超过40%以上。而近几年来自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FDI绝对规模总体上没有增加，相对规模有所下降。

　　4 .地区分布不均衡

　　我国吸引FDI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吸收的FDI占全国比重基本在86%以上，而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基本低于14%。

　　5.行业分布不均衡

　　我国外资的70%投向第二产业，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投资严重不足。

　　6.引资成本过高

　　地方政府过度给予外商优惠措施，导致大量土地浪费，投资密度不高，税收减免过多，甚至出现环保标准降低的情况。

　　二、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与我国利用外资的新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深化，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比例发生了变化，90年代以来，间接投资已取代直接投资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导形式。

　　2.国际资本投资主体呈现为多样化，但资本雄厚、投资面广的西方工业国仍是投资主体。

　　3.国际资本流动将日益趋向发达国家之间，并有进一步强化的倾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仍感匮乏。

　　4.国际投机性资本活动频繁。目前全球至少有7万亿美元的游资，其中每天有1万多亿美元的游资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寻找归宿。

　　5.国际资本流动导致的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间接投资不断增加的条件下，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的关联度增加，其他国家市场动荡对本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加大。

　　6.并购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新形式。近年来全球跨国并购重新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2005年全球企业并购交易总额达到2.9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此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了跨国并购的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利用外资的方式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存在着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及海外市场等瓶颈，而附带解决上述困难的直接投资便颇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成为了利用外资的重点。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工业的日趋成熟以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以单个企业为目标的直接投资便因规模小、灵活性差而暴露出局限性。相形之下，间接投资因不具有上述弱点而在经济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备受青睐。在直接投资领域，也会出现由绿地投资向绿地投资与并购并举的转变，有迹象表明，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者将会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就中国利用外资的情况来看，上述规律基本得到了体现。近两年，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出现了高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一是能源生产和供应领域，包括金属冶炼、化工、机械设备等重化工业及电力等产业；二是基础材料工业领域；三是具有巨大市场规模和长期增长潜力的消费品生产领域；四是新技术服务和正在逐步兑现“入世”承诺走向开放的商业、金融服务业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在数量上还是交易额上，外资在服务领域的并购都超过了同期在制造业领域的并购。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并购活动以及一些大型绿地投资项目都结合了间接融资手段，尤其是利用了国际资本市场。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外资在境外纷纷成立针对中国的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通过合资、收购等形式投资于中国企业的股权。这些投资虽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出现，但与拥有技术、产品和市场以及管理经验的传统战略投资有不同，它们仅是财务投资者，投资的目的是股权升值，并伺机在资本市场变现，其资金来源于资本市场，变现于资本市场。凡此种种间接投资与直接投资相结合的新的投资形式，已日渐成为对华投资的主要形式。

　　对华投资中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紧密结合的现象，说明中国利用外资形式出现了区别于以往的新变化，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进入一个新阶段。新阶段和新形势，需要我们以全新的态度审视相关政策，制定新的战略。

　　三、我国利用外资的新问题及建议

　　由上所述，我国现阶段利用外资的新变化是与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紧密相关的，并由此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问题，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问题与产业相关，即出现了产业对外资的某种程度的依赖性，表现有三：

　　一是出口产业对外资的依赖。一方面，FDI企业的外贸总额所占比重较高，如FDI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达55%以上，个别省份甚至超过65%；另一方面，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这与外资企业也有很大关系。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目前已达到70%。

　　二是生产技术对外资的依赖。目前中国电视机、洗衣机、空调、汽车等产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核心技术基本上控制在FDI企业的手中。许多产业的产品仍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而且许多跨国公司正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抢夺本土科研力量，从事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

　　三是外资对某些行业的垄断。从高新技术行业构成上来看，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在微电子、移动通信设备、汽车、工程机械等领域均占据了主要地位。

　　第二类问题与国际收支相关，即出现了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的双顺差。

　　中国双顺差不断扩大的趋势与美国的双逆差成为鲜明对照，形成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的均衡格局，使人民币问题成为世界瞩目的问题，增大了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这对中国国内宏观平衡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构成国内宏观经济过热的重要原因。

　　针对上述问题，从长远看，在我国工业化未完成前，利用外资的规模还应扩大。从目前看，我国利用外资正处于从初期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之中。因此，我国利用外资政策应站在产业升级和国际收支的高度，全面审视经济成长的阶段变化以及双顺差的发展前景及其后果，再积极扩大利用外资总量的同时，注重结构性调整，即加强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协调和合作，形成统一的错落有致的利用外资的战略与战术安排体系。具体建议如下：

　　1. 适应WTO的需要，逐步调整外资优惠政策

　　调查显示，与优惠政策相比，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更看重投资环境。因此，逐步调整外资优惠政策并不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当务之急是应合并中外企业的所得税，为内外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

　　2. 顺应国际潮流，合理利用间接投资

　　建议政府各部门从战略高度出发，加强协调，当务之急是应建立有关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法律政策框架体系，完善跨国并购的操作规程。这既吸引跨国公司并购重组国内企业，使国际上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方式得到尽快扩散，同时又有利于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3. 限制外资向一般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转移，合理引导外资流向服务业

　　对于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彩电、洗衣机、手机、电话等家电类和一般电信设备行业，应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不再鼓励外资投资于这些国内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行业。对于目前外资向中国转移较快的重化工业，应注重产业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高外资进入的门槛。此外，目前应抓住国际服务业转移加快的机遇，合理引导外资进入服务业。为此，政府应尽快制定相关发展战略，加大服务业所需的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使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

　　4. 加大吸引发达国家资本的力度，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行业

　　中国FDI来源的结构反映出中国处于承接亚洲新兴国家或地区产业转移地位，因此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处于更低端的位置。目前，应加大引进发达国家资本的力度，提升吸引外资的技术含量。中国现阶段要大力推进高技术产业化，优先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和生物技术产业，加快发展航空航天等产业。建议在上市、贷款及其他融资安排上可优先考虑拥有相关高新技术的外资企业，以增强吸引力。

　　5. 鼓励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

　　加快中西部的引进外资工作一要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尤其是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二要适当扩大中西部地区开放范围和幅度。三要在政策上对中西部地区实行优惠，放宽其引进外资的审批权限。

　　6.利用外资振兴东北重工业基地。

　　建议利用国际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在东北地区制定合适的引资政策，改造东北装备工业基地，力争形成面向国际市场的装备工业中心。

　　(作者系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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