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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杨子健 梁宇
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产权改革已排出了时间表，三年内，国资委直属大型国企数量将从现在196家锐减到不超过50家，届时将仅保留两大类国有企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利润率非常低因而须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领域。亚洲公司治理协会负责人杰米-艾伦Jamie Allen日前指出，我国国企上市公司的问题是缺少经营透明度，单靠私有化本
身不会改善透明度；在脆弱的监管体制下快速私有化，可能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东欧就是例子。
在我国大型国有集团改革的新局面下，本文的观点是：我国国有大型企业集团运行缺乏的不是产权而是产权信用，建立产权信用体系是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成功改革的必由之路。
二者之间并非划等号
产权(property rights)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制度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具有内在联系是基本思想，管理者的行为成为理解由公司、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来配置资源的关键。产权实际上是不同主体和不同权力组成的“权力束”，作为一种社会工具，它具有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和可让渡性。
作为产权法律形式的所有权(ownership)，可以分割为资本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资本所有权是资本、债务人和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也被称为“剩余索取权”；企业所有权是指企业控制权，它具体化为独特的企业治理包括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主要是利益相关者通过谈判而内生的一种制度。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产权博弈，构成了企业形态从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基本动力，如何解决企业控制权问题，包括代理问题、分散所有制问题和垄断、外部性问题，成为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共同面对的挑战。
产权信用(property rights credit)，是探索一种包括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信用体系及其演化等)三类资本构成的经济规则体系，通过建立基于经营者信用体系的独立数据库，来支持社会大型组织(跨国企业集团和国家)在契约基础上稳定运行。产权契约即产权归何种社会主体所有、产权的具体内容及其演变影响因素，才是产权信用所关注的焦点。
物质资本可以有多种所有者——国家、组织、群体或个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只能是个人。社会资本的所有者将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群体，福山(1995)认为，信任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信任作为社会资本，不像经济资本、人的资本一样可以从理性的投资中获得，而是从宗教、传统、习俗、惯例中产生。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把产权信用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而市场经济体制把产权信用建立在经营者信用基础上，如何把国家产权信用转化为经营者产权信用，就成为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产权改革需要回答的问题。
由以上定义分析而知，产权和产权信用并不是划等号的。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实际上并不缺乏产权主体，也不缺乏产权的具体实现形式。
就现状而言，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缺乏的是产权信用，各种产权主体之间不存在界定产权权力的市场契约，各种产权权力在产权主体之间不透明流转，才是我国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主要缺陷。实践证明，通过改制上市实施国有企业集团的改革，并不必然实现国有企业的绩效提高。
产权信用关乎发展绩效
产权多元化并不必然产生企业绩效。纵观世界，2002年初，国家股所占的比重，法国电信公司为55.4%，居世界500强的第97位；澳大利亚电信公司为50.1%，居世界500强的第411位。Olivetti作为一家私营公司占意大利电信公司普通股的55%，是第一大股东，但是它2001年的经营业绩是亏损40亿欧元，资产负债率为83%。属于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的经营业绩也有好有坏。英国移 动公司是股权高度分散的，2002年公司有65.2万个股东，最大的股东纽约银行只占1.9%，公司该年度的亏损为238亿美元。诺基亚公司和西门子公司的股权也都是高度分散的，第一大股东的股权都不超过5%，2002年度，诺基亚公司位列世界500强第147位，当年净利润为57亿欧元；西门子公司位列世界500强第22位，当年净利润为26亿欧元。可见，股权性质和股权结构并不是直接影响大型跨国公司绩效的因素。
产权私有化业并不产生企业绩效。意大利电信公司从1990年上半期开始私有化，1997年国家还拥有45%的普通股和0.6%的储蓄股，1999年私营公司Olivetti成为第一大股东，到2002年6月，其普通股结构如下，Olivetti占55%，外国机构投资人占23%，本国机构投资人占10%，而国家占3.4%，其他占8.6%，实现私有化目标后的意大利电信公司仍然处于经营危机之中。韩国电信公司也是在同期实现私有化的，到2002年5月政府完全出售了国家股权，一部分出售给员工持股会和国家养老金，一部分出售给微软、LG和SK等国内外的战略投资人，还有一部分通过韩国证券市场(1998年)、纽约证券市场1999年上市卖给了公众，2001年公司净利润为9亿美元，资产负债率为51%。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也实施了国有企业的产权私有化，但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产权信用体系，微观企业的效益和宏观经济都出现了严重下滑。
产权信用是大型跨国公司发展绩效的直接影响因素，产权信用体系建设包括资本所有权(即产权结构)不能容纳的内容。
首先，产权信用体系受到公司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法律、文化和道德习惯等因素，特别是要素市场和经营者信用体系是重要因素。
其次，公司控制权安排即公司治理是影响公司绩效的直接因素，公司治理机构的设置、治理机构的权力安排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职权构成公司治理结构，而公司的权责利对称的激励机制、约束监督机制和产权信用信息流动机制构成了公司治理机制。
再次，产权代理人和公司经营者失信惩罚机制成为连接公司治理和外部环境的社会工具，更是产权信用体系建设不可缺少的因素。产权信用体系作为社会资本，是围绕市场契约发展起来的，因此通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构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产权信用，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发展的主要着力点。美国商业银行20世纪末期在全球的重新崛起，主要得益于公司产权信用创新，这段时间美国商业银行实施了三大类产权信用制度，即以内部转移定价系统为工具的内部交易信用制度，以RAROC(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率)为工具的内部委托代理信用制度，及公司信用文化制度等。
建立产权信用 成功必由之路
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包括国有金融机构，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否建立以市场契约为基础，而不是以行政命令为基础的产权信用体系，就成为大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试金石。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最近的制度安排是把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权转移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个特设机构，另一方面很多社会职能被配置到国有企业，如职工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企业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目标，从而形成了一个覆盖社会的权责不对称、信息不透明的产权体系。改革的出路是重塑大型国有企业以市场契约为基础的产权信用体系。
第一，通过建立转轨性投资公司分离国有企业职工的股东身份和职工身份，从而把社会保障和就业职能从国有企业剥离到社会管理中。这里需要建立如下市场契约：国有企业集团拿出现金或资产来补偿职工的历史贡献，从而置换职工在原国有企业的股东身份；职工可以拿走现金，也可以以现金或资产入股成立一个投资公司，而这个投资公司是商业化运作的机构。
第二，建立市场契约细分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控制权，从而确立社会管理职能、资本运营职能和企业经营职能的治理结构和机制。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选择国有资本运营的代理人及其组织体系；国有资本运营代理人作为出资人代表进入公司治理，通过市场方式而不是行政方式来运营国有资产。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确定国有资产经营规划，政府与国有资产管理的代理人签署年度经营目标责任状，并通过协商确定相关主体的权力及其行施程序，并对外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第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重新组建公司。首先，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等)、CEO领导的经营班子，明确并公开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权力安排和会议记录。其次，建立对于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和约束机制，约束机制包括对经营结果的确认、对没有完成目标的处罚等，激励机制主要是业绩导向的薪酬制度，包括年薪、短期奖励、长期奖励和股票、股票期权计划等。再次，经营班子围绕经营目标确定用工计划，签署公司与职工的雇佣协议。
第四，建立社会产权信用数据库和产权信用社会机制，保障产权信用在企业治理中得到执行。对于政府国有资产经营规划的代理人、国有资产年度经营目标的责任人，以及公司治理中的高级管理人员签署的文件和协议，应对外公布。建立代理人和经营者失信的惩罚机制，就是按照市场契约中有关诚心责任的条款，对外公布失信代理人和经营者的违约行为，报废其经营者声誉和人力资本价值。通过代理人与经营者信用数据库的逐年积累，起到鼓励诚信经营和严惩经营失信行为的社会淘汰机制，从而完善我国的社会产权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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