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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耀文，汪华峰编辑：汪华峰
企业上市路径中处处都有权力寻租的空间，即使在发审委改革之后。
“证监会官员出事大都集中在发行部门，王小石是证监会10多年中被有关部门带走的为数很少的几个人之一。”消息人士透露说，“王小石涉嫌受贿的金额在30万～40万元之间
，这也是其初步交代的金额，也是他在某一单业务中获得的‘报酬’。”
“企业在上市前、或上市后再融资时，一般都会有一个专门的班子驻守京城跑会，这其中，有相当情况下都是由公关人士为企业出面。”某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不惜血本搞“公关”
在以往，有不少公司的上市发行费用高达三五千万元，这意味着公司将拿出一年或更多净利润。知情人士透露，这其中只有一两千万元是给券商等中介机构的正常费用，而大多数则是不明不白的“公关”费用。这对于想上市的企业来说，似乎已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而即便如此，企业在扣除整个上市过程中所花全部费用后仍获利不菲，这也是企业即使达不到上市条件，也要拼命公关的原因所在。
据笔者了解，今年一家企业的再融资计划上报后，有竞争对手举报其财务造假、偷税漏税，达不到相关标准。然而举报材料被递交到证监会及发审委之后，企业很快就获得了这份材料，旋即派出专门人士驻守京城公关。为防止媒体过分炒作影响方案获批，该企业一方面阻止媒体刊发负面新闻，一方面加紧活动，使其审核提前。公司的相关人员甚至提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上会，是哪几位发审委委员审查其材料。最后的结果是，企业比预定时间提前两个月过会并成功实现了再融资计划。
“我现在的全部任务就是保证再融资计划的顺利进行，如果事成，公司将奖励100万元。”一位与该公司高层相当熟悉的记者这样转述负责该项目公关人士的话。
财经公关“潜规则”
“企业上市是有潜规则的。”一家正在上市审批中的企业老总直言不讳，“其实我们就是怕麻烦。以前不知道上市的手续这么复杂，进入程序后才知道什么叫管理者。”
据反映，每当有财经公关在中间斡旋时，企业“办事”会省下不少精力和时间。因为他们“人头熟，好办事”。
从审批制到核准制再到保荐人制，企业为上市可谓殚精竭虑。出于中国人特有的人情关系、权钱交易中的寻租诱惑以及企业个人的短期利益等多方面的因素，在企业上市过程中，从券商的辅导改制、重组包装，到审计师事务所的资产审定，再到发审委的最后“点头”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可以发现大量的腐败行为。这种行为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上市公司的“变脸表演”和投资价值的难以确定。
笔者曾听一位知情人士讲述一家地方券商推荐企业上市的艰难历程。由于这家“倔强”的券商拒绝向相关部门“公关”，结果其辅导的公司审批文件三次递交、三次被拒，至今未批。试想，如果撇开公司质量的问题，单单就公关行为而论，若此类寻租行为不被杜绝，上市公司的质量又怎能得到保证呢？在不公开不问责的体制下，发审委委员仅凭着个人道德良心行使权力，谁又能保证这个“交易”的公正和公平呢？
制度的先天缺失，使得企业为上市使出浑身解数，财经公关公司便应时而生。
“我们是2003年上市的，当初要是没有财经公关帮着疏通各层关系，没准到现在还在外边等着呢！”一家沪市上市公司的董秘坦率地告诉记者，“当时我们报送的申请材料中有硬伤，险些被搁置。多亏为我们做财经公关的那家公司路子硬，通过他们在上头做工作，最后总算过关了。”
这位董秘透露，由于企业内部人际关系比较复杂，在企业上市过程中，对某些人的职位和利益照顾不周，导致内部人员对企业改制和资产剥离等问题进行举报。证监会发行部因此对全部报送材料进行逐一核查。
事实上，审批机构一般以报批材料为准，这些材料经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把关。而这些金融中介机构也是以企业送来的一手资料为依据，进行法律和会计核查。换句话说，只要没有举报，审批机构就无法或者很难发现问题。
在发审委调查的关键环节，经圈内某知名人士的“点拨”，该企业聘请了一家财经公关公司做企业的上市顾问，负责向上公关，该企业终于涉险过关。谈及此事，这位董秘至今一声叹息：“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情势逼人啊！”
对于花了多少“公关费用”，这位董秘表示具体数字不便透露。但据记者多方了解，其公关费用保守估计在300万元到500万元之间。
“链条”到底有多长？
除直接公关外，更多的公关体现在“功夫”外。现任25名发审委委员中，除了来自北京大学、发改委、国资委的三名成员，其余都来自证监会、交易所、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
自新发审制度运作以来，证监会没有公开谴责过任何一位发审委委员，但业内人士直言，发审委员的身份与其所在的工作圈子，会为他们带来一些额外的“身份”收益。
据消息人士透露，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在其工作人员担任发审委员后，不少公司慕“名”而来，事务所盈利水平成倍提升。
一位财经公关公司董事总经理在信誓旦旦表明自己的清白之后坦承，市场上的确有一些财经公关公司在做向上公关活动，出钱的是那些想上市等待过会的企业，收钱的则是掌握种种权力的官员和委员，而公关公司则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
“开这类财经公关公司的人，有离开证监会的官员、投行人士以及在一些证券类媒体从业的人员。”消息人士表示，“当然也有本身是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其亲戚朋友合伙开公司，王小石就属此类。公关费用的多少则视其项目的难度，比如有些企业想提前过会，有的财务指标存在瑕疵，有的存在过度包装，有的材料甚至完全虚假。前者费用一般在几十万元，后者则至少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但通常最低的公关费用都在20万元以上。”
尽管目前看来，王小石案与新发审委无关。但市场人士相信，新的发行审核制度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中小企业板在推出之初就受到市场的质疑，江苏琼花事件等无不与新的发审委相关。然而，尽管市场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发审委却从未对此发表过任何看法，权力寻租的真相最终还是被王小石“不小心”揭开了。
拔起王小石这棵“萝卜”，究竟会带出什么“泥”来呢？
六问证监会：你能不能更透明
近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被有关部门以涉嫌受贿罪名为由被拘以来，中国证监会的权威性、公正性和信誉度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中国证监会一直是一个焦点部门，媒体和社会各界对证监会的一些动向高度关注。在此，我们向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提出六个问题，并已将这些问题传真给中国证监会办公厅新闻处：
一、王小石事件曝光后，市场对证监会官员的真实财产多有质疑，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高级公务员是有财产公示义务的。众所周知，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一直走在中国诸项改革的前列，证监会能否率先公示主要官员(例如证监会主要负责人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的个人财产情况，能否公开自己的日常开支运作，在廉政改革的推进中同样为人垂范？
二、中国证监会的许多官员离任后的去向引人注目。据了解，部分官员离任后的就职方向多为基金管理公司、券商等“关联部门”的高层管理职位，但其任职资历是否符合《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或《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办法》，证监会能否就此问题发表意见？
三、有舆论认为，投资者在证券市场“血流成河”，不是输在对正常的股市缺乏认识，而是因为无法防范系统风险。证监会一直致力于落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诸多改革，请问贵会如何看待有关人士关于设立投资者协会的建议？
四、十几年来举全国之力所建设的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的确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其“负效应”也越发显著：问题券商越来越多、股民整体资产大幅缩水、部分上市公司经营更是难以为继，中国证券市场被形容成“巨大的财富黑洞”，究竟应该由哪个部门对这样一种局面承担责任？
五、证监会部分官员在出席各种公开活动中的发言常会引起市场误解，今后如何规范有关官员的言论？中国证监会为何没有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六、一些证券咨询机构利用资金优势在证券市场上翻云覆雨，并通过股评形式向市场传播各类投资建议，旨在吸引投资者跟风买进，投资者深受其害，股市黑嘴缘何屡禁不止。证监会能否对咨询机构的行为进行进一步规范？
我们将和投资者一起，期待中国证监会的正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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