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博

　　纵使有千百个不乐意，巴菲特还是被一纸传票传到了纽约。在6月2日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听证会时，巴菲特和评级巨头穆迪公司的诸多高管一起，就评级机构可信性和在评级基础上进行的投资等内容表态。

　　此前，穆迪、标普和惠誉等评级巨头已经饱受外界批评。理由在于，这些机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错误地给予复杂且有较高风险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高评级，而在贷款违约潮掀起后，又立即下调了价值数十亿美元投资标的评级。在外界看来，这一系列举动无疑助涨了危机爆发，并加剧了市场动荡。

　　对此巴菲特认为，评级机构确实犯了错误，但这只是危机的部分原因。像大多数美国公众一样，评级机构也没有意识到住房价格会急剧下滑。“股神”仍然肯定评级机构的商业模式，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商业模式之一”。

　　八面玲珑的巴菲特并非第一次抛出这种介于批评和维护之间似是而非的论调，从利益关联来看，他确实没有理由说句“公道话”，因为他执掌的伯克希尔公司目前仍是穆迪的最大股东。尽管近期持续减持穆迪股份，但巴菲特称，这只是因为价格到了合适的水平，穆迪仍然拥有非常好的商业模式。

　　持有大量穆迪股份的巴菲特声称他从不依赖信用评级来做出投资决议，而是根据企业状况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此看来，“股神”有着非常清晰的投资逻辑，即评级机构的商业模式和获利前景值得肯定，但评级机构的产品并不是点金指和万灵药。换而言之，拥有较好业务模式的评级机构算得上可信赖的投资标的，但这些机构提供的内容产品算不上可信赖的投资指南。

　　从商业模式来看，评级机构的经营堪称“一本万利”。信用评级几乎是所有债券发行人进入国际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必备的通行证，这使得具有垄断地位的穆迪、标普、惠誉等巨头拥有了最强势的市场话语权，生意几乎是“只赚不赔”。同时，评级机构的收入是证券发行总量的固定百分比，也就是说，证券发行量越大，评级收入就越高，这使得评级机构自然有强大动力配合出售尽可能多的债券，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共赢”。

　　从其商业模式可见，由于存在利益关系，信用评级机构做出的判断难免有水分，且评判时机也可能“不是快半拍就是慢半拍”。客观地说，穆迪首席执行官麦克丹尼尔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值得借鉴，他呼吁投资者仅应将评级当作工具，而不应将这些评级视为买、卖或持有有关证券的建议。

　　其实，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仍需建立在对投资标的深入了解和理性判断上。评级可以借鉴但不能依赖。短期来看，饱受诟病的评级制度仍难以完全改革，特别在危机之后，急于推卸“罪魁”责任的各方势力难免互相指责、互相拉扯，此刻的投资者，更应该学会如何增强自己的判断力，学会辨别真伪。